1986年，距成都只有38公里的三星堆，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考古界所瞩目的焦点。三星堆出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绝世珍品，改写了中国的文明史，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新的谜团。
　　
　　它的神秘性、唯一性是众所惊叹的。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曾从天界撒下了三把土，正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起于成都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仿佛排成一线的三颗金星，所以被称为“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的是一处高出周围地势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虬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为“婆罗树”。每逢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的氛围，是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三星伴月一婆罗”。
　　
　　现代考古发现的结果证实：这三堆土实际是古蜀国都邑的南城墙，城墙上的两个缺口，是因为年代久远，城墙剥蚀坍塌而形成的。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未曾间断。1929年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器以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以“广汉玉器”之称声名鹊起。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对三星堆长达七十多年的发掘研究由此起步。
　　
　　1986年，两处三星堆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使得上千件稀世之宝重见天日，轰动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经多年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年到2 800年，延续时间约2 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可以一步跨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文明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史、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然而，三星堆在向世人展示古蜀文明的神秘精深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三星堆文明源自何处？为什么出土的“三星堆人”都是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看起来并不像中国人，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 500年，而后被卷入历史的洪流，它为何突然消失，最后又归于何处？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具，明显带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出土的珍稀象牙和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三星堆还是个各国来朝的宗教圣地吗？古蜀地僻人稀，“不与秦塞通人烟”，是怎样吸收引入了外界的不同文明呢？
　　
　   古蜀文明展示的奇迹并没有结束，更多的惊喜和疑团在上个世纪接踵而至——距发现三星堆遗址不到15年，一支开发楼盘的建筑队，在成都市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用挖土机撞开了金沙遗址的大门， 再一次震动了世界。
　　
　　发掘中的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
　　
　　整个金沙遗址分布范围至少有4～5平方公里。遗址的东部“梅苑”东北角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体育公园”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两千余件，包括金器四十余件、铜器七百余件、玉器九百余件、石器三百余件、象牙骨器四十余件。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过去史学界认为，成都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建城史，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作为古蜀都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700年！而在3 000年前的世界，古蜀文明应该是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之一。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把巴蜀的古代文化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还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与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同样繁荣昌盛的生动景观，它的文化艺术成就，可谓独树一帜。
　　
　　古代蜀人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鱼、金虎、金璋等黄金器物，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制作技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和金盒等10件金饰器物，风格奇特，图案诡异。在铁器尚未出现的三千多年前，巴蜀大地的先人们却凭借高超的技艺，打造出了如此众多且美轮美奂的饰物。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太阳神鸟金箔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却达到了20克，是蜀人在3 000年前创造的一件非凡艺术品。 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12道等距离分布的弧形旋转芒，呈顺时针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整幅图案看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神鸟环绕三星堆出土金杖金杖局部飞行使人联想起金乌驮日翱翔宇宙。这种太阳和金乌巧妙结合的图案，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透露了有关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宝贵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蜀国盛行的太阳崇拜，为今人了解古代蜀地的精神观念和宗教祭祀活动的真实情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中国远古时代的太阳神话，《山海经》等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既有神人合一的特点，又是金乌的化身，是太阳神鸟三足乌。十个太阳每天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在宇宙中自东向西飞翔，晚上就停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实际是古人对太阳东升西落现象的观察和想象。十日神话传说在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中十分盛行，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星堆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奇异的青铜神树，它应该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青铜神树通高3.96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树干旁一龙援树而下，生动细腻而弥漫着神秘气息。树的底座象征神山，树干代表连接天地，树上的龙代表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树上象征生命的鸟，表达着对太阳和生命树的崇拜。它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分为三层的树枝上栖息的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而在已断裂的顶部，据推测还应有一只象征“一日居上枝”的神鸟。栖息于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都长着鹰喙与杜鹃的身子——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

　　
　　就在同一历史时期，在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都出现了大量树的图腾，这说明古蜀先人所传达的对直达天庭的向往和营造出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与当时世界范围的神学宇宙观和生命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说来，崇拜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绝妙的图像纹饰，都生动地展现了古蜀时代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一百八十多公斤。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在商周青铜文明中绝无仅有，被誉为“东方巨人”。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件右衽衣服，上饰龙纹；身佩方格纹带饰，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台上；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一般认为，此像代表的是国王兼大巫师（“群巫之长”）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权威性领袖，是神权与王权的最高象征。而人像双手究竟所持何物，至今尚无定论。
　　
　　此外，还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三星堆出土人像、面具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稀奇特，很多出土青铜头像或面具双目突出呈圆柱状，长度甚至可以达到16.5厘米，对人体器官的集中刻画和呈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出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这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性特征。
　　
　　那么，古代蜀人为何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的眼睛部分为什么要凸起为圆柱状呢？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据《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也被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而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这一地方“有碱石， 煎之得盐。土地刚卤， 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现在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蜀王蚕丛很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他的后人便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夸张、“神化”，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纵目”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