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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派”的精神领袖董其昌(上)

时间:2015-11-16 09:10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 点击:

(一)董其昌生平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翁,又号香光,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敏”。其诗、文、书、画俱名噪一时。

在当时,董其昌的政治地位虽称不上是权倾朝野,但也称得上是显贵。他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思想较为激进,但在派系林立、党争酷烈的朝廷斗争中,又能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党祸惨烈、友人遭殃的险境中,他利用书画之能,竭力结好魏忠贤的同党,使他不仅没像他的东林党好友那样被黜免职,还获得了更高官阶的职位。

身为享有乡宦特权的明朝官员,和许多乡宦一样,他荒淫无耻,残酷压榨百姓,欺男霸女,纵容子弟奴仆横行乡里,最后激起民愤,发生了记入史料的“民抄董宦”事件,被老百姓称为“兽宦董其昌”。在历史上,任何一位书画家都没有像董其昌这般遭到百姓的痛恨。

然而,在文化艺术上,他又才学出众,识见卓尔不群,其书画成就在明末可称得上是一代宗师。董其昌曾自负地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他认为官至尚书,又擅长画画的,历史上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宋时的燕肃,元代的高克恭,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董其昌的远祖是北方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宋室南渡时迁至南方,居住华亭。董其昌祖上本是显宦,后中落,至董其昌时家境寒微,只有瘠田二十亩。在捐税的压力下,董家举家避入邻县华亭。少年时曾在莫中江(方伯)家读私塾,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万历七年、十三年秋,董其昌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落第。

万历十六年秋,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乡试,最终及第。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董其昌赴北京会试,35岁的董其昌考中进士,封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供职于翰林院。从此,董其昌永远脱离了平民的身份。

董其昌的仕途生涯虽然曲折,但在那个充斥着政治阴谋、党祸酷烈的年代,他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宦海沉浮长达四十六年,直至官封礼部尚书,可称得上是一生显贵。

董其昌考取进士三个月之后,被选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主要承担朝政文书的起草和历朝官史的编纂,并从翰林院士中挑选讲读官,负责向皇帝讲述经文和历史。当朝四位大学士之一的王锡爵,在当时被誉为大书法家,王锡爵在批阅了董其昌的翰林阁试卷后,赞扬他深得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和柳公权的精髓。而董其昌的政治才干更给这位大学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万历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之间,董其昌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后来又因得罪了权臣而被明升暗降,对董其昌个人的政治抱负而言,不啻为一个残酷的打击。

后来他索性告病,在家研习书画。在江南闲居期间,他纵情山水,先后与友人陈继儒、王衡、陶望周等人游览宜兴、苏州、南京、杭州、嘉兴等地。每到一处,必造访历代名人字画,并为其题签写跋,或者自书自画。他游南湖、太湖、洞庭湖,观湘江、长江,登石钟山、灵岩山、黄山,他完全徜徉、沉浸在江南山水之间。后来,他又多次辞官,居乡赋闲二十多年。

董家此时也非往昔可比,董其昌霸地万顷、家资丰饶,成了一个妻妾成群、奴仆列阵的富豪。他忽官忽隐的处世态度,显赫的身份,更使他名声大振,四方求画征文者不可胜计,尺椟片楮皆价重千金。

在家闲居的董其昌由于横行乡里,终于造成了震惊朝野的“民抄董宦”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61岁的董其昌,居然看中了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他的儿子董祖常便带了二百多人,把绿英抢来给董其昌做小妾。时人根据这件事,写了《黑白传》《五精八魂记》等讽喻性话本。董其昌有恃无恐,大肆报复。老百姓愤怒异常,矛盾因此而激化。当地群众和上海、青浦、金山等地闻声赶来的群众,把董宅大厅及数百间画栋雕梁一把火烧为灰烬。

董其昌带着家人逃走,在外躲了一年多。由于有那些大权在握的朋友的袒护,董其昌虽然恶迹昭彰,丑闻震惊朝野,但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处罚。

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与董其昌交谊甚笃的叶向高在朝廷任首辅,成为京城政治权力的中心人物。随后董其昌终于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在京城,董其昌和叶向高过往甚密,叶向高对董其昌这位老友也非常器重。

但董其昌深知派系斗争的残酷,他主动提出前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找借口避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在江南的十八个月中,董其昌殚精竭虑地广搜博采,撰成《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编成了《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并仿照写史赞的旧例,在每篇后加以评论。这些评论体现出了他对时政的见解,借此寄托他的政治抱负。《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深受皇帝的赞许。天启三年(1623年)春,董其昌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又升为协理詹事府事,同年秋又擢任礼部左待郎。

天启四年(1624年)春,董其昌返回京城任职。

然而,就在同年七月,叶向高的家宅遭到魏忠贤指使的一群宦官的强行搜抄。叶向高愤然辞官,致使东林党蒙受了致命的打击,东林党也在魏忠贤日益膨胀的权势面前节节失利。而魏忠贤此时也已完全左右了年轻的熹宗皇帝,并且巧妙地与那些不为东林党所容的朝官结成了联盟。十月,东林派遭到大规模的罢黜,其中包括东林派的显要人物、董其昌的好友赵南星和高攀龙。后来,这种驱逐演化为全面的清除。东林党人遭遇的不仅仅是罢官免职,而且常常是贬谪、流放、监禁、拷打、处死。

眼见党祸惨烈、友人遭殃,董其昌在惊恐忧惧中,只好想尽办法讨好魏忠贤。由于魏忠贤很喜欢董其昌的字画,董其昌便投其所好。在董其昌的同乡章有谟著的《景船斋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当魏盛时,尝延元宰书画……魏每日设宴,元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桢……魏喜甚。”这样,董其昌利用自己的书画才能,赢得了魏忠贤的好感,他不仅没有被罢黜免职,还在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

在古代礼部尚书称“大宗伯”,此后也有人尊称董其昌为“董宗伯”。他自己也有一方刻着“宗伯学士”的印章。

南京是明王朝的旧都,迁都北京后,正式官员皆任在北京。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也只是官阶上的一种荣誉,并不掌握实权。在党祸酷烈、纷争不已的政治形势下,躲过一劫的董其昌唯恐再被牵连,第二年即请告归。

他寄兴笔墨与山水之间,往来于无锡、苏州、嘉兴、金坛、杭州、南通、丹阳等地,与陈继儒、沈士充、王时敏等鉴赏、品评书法绘画。这其间,董其昌也着手编辑他以前的诗文成《容台集》,意即“礼部尚书全集”。

陈继儒在文集的序中对古稀之年的董其昌作了这样的描述:“公七十有五,至今手不释卷,灯下能读蝇头书,写蝇头字。”可见此时董其昌沉浸书画、心无旁骛的恬淡心境。

天启七年(1627年)末,熹宗皇帝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身亡。被阉党清除的东林党人渐返朝廷。崇祯四年(1631年),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崇祯六年(1633年),董其昌在内阁中的两位朋友周延儒、郑以伟先后被迫弃官和死于任上,他的政治处境再次陷入困窘和艰难之中。年届79岁的他,患有各种老年性疾病,对于擢升已很淡泊。崇祯七年(1634年)夏,在董其昌再三上书乞休下,皇帝准他辞官返乡,诏赐为太子太保。

在彻底结束仕途生涯之后,董其昌回到松江,居于卢鸿草堂,以著书教孙度日。董其昌于崇祯九年八月病逝。翌年六月,思宗朝廷予董其昌祭葬之荣,并赠太子太傅。葬于吴县震泽香山渔洋湾。在董其昌逝后第九年,南京明福王政权予董其昌谧号“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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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馨笛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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