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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各具风度的刘伶、阮咸、向秀(下)

时间:2016-03-21 08:39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点击: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人。他虽为竹林七贤之一,但与其他六贤在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他缺乏嵇康那种反抗的勇气,也不具备阮籍那种冷眼看世间一切的嘲讽性格,更不像刘伶那样沉溺于饮酒,就连山涛那种既然涉足官场就力图做个好官,使朝野为之倾倒的魄力也没有。

向秀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投心书海、与世无争的文弱书生形象。《晋书·本传》云:“(秀)清悟有远识。”他从孩童时起,就被同郡出身的七贤之一的山涛所赏识,但由于山涛与他的年龄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彼此没有深厚的交情,反而与嵇康、吕安较为亲近。虽然向秀有着和嵇康不同的玄学主张,但嵇康的人格魅力和玄学修养,彻底征服了向秀。面对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嵇康,向秀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位置上。《晋书·向秀传》云:“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嵇康有锻铁的爱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向秀似乎并非真的爱好锻铁,他之所以在一旁帮嵇康做一些拉风箱、递工具乃至抡大锤的工作,纯粹是为了和嵇康相处。从“相对欣然,旁若无人”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觉得勉强,而且内心还非常愉悦。这应该算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吧!

向秀“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以怫其心”。他以自己的渊博学问、“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来指引自己的为人处事,这正是“竹林之性”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淡定、超然的境界,使他无愧于七贤之列。

向秀爱读书、擅诗赋。在七贤中可以算是一个多产的理论家,他曾经注过《庄子》。《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周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向秀所注《庄子》的佳处其实不外“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灭,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

向秀所在时代,学术界正处于儒学逐渐被道学代替的演变中,向秀虽十分精通道家学说,但他并不固执一端,而是儒道并举,在研究中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特别是他对人的重视不仅仅停留在人是宇宙万物之灵、天人合一的朴素看法上,而是阐明人的重要性。这一点成为他热爱人生、追求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的审美理想的理论基础。

他还与嵇康就养生问题展开过讨论。对嵇康提出的五谷于养生有妨碍的论点进行反驳。他没有否认养生,而是从人不同于动植物的特殊性出发,说明人首先只有靠五谷维持生命才谈得上养生。向秀认为人是“有生之最灵者”,因为人是有意识的,所以“人不同于草木不能避风雨”,但人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生存下去。从这个问题出发,向秀进一步引申到自先秦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对于五色、五味的态度问题。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他还从事实出发说明了不可能有靠养生而至于数百岁的人,还指出嵇康提倡的那种“抑情忍欲,割弃荣辱”的养生办法,使人割舍人伦之乐,对于养生反而是有害的。

养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向秀、嵇康在这个问题上虽有争论,但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他们都强调人的重要性,特别是个人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是庄子那种“独与宇宙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在经过汉代“独尊儒术”的僵化统治后的重新复兴,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府中与臣僚议事。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听说你有像巢父、许由躲入箕山那样隐居终身的志向,那为何如今又出现在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不识时务,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效法。”司马昭非常高兴。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正是由于不得已而入仕,因此他也只是做了个“朝隐”之士。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曾与嵇康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了曾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仿佛又看到了朋友们的身影,回到住所,他满怀惆怅。写下了《思旧赋》:“……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公元272年,嵇康被杀的第十个年头,45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

竹林名士在个性上各具特色,但不论哪种,都是自己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生活方式,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个性解放的愉快和“与物无伤”的修养。他们越礼超俗、率直任性、无拘无束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消极颓废、玩世不恭,但就其精神而言,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这些任诞放达的行为举止的背后,包含了他们对时代的思索,对礼法的蔑视,对生命的享受,对自由的追求。隐逸于竹林,冶游山水,并不单纯在于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而是在欣赏自然山水之时,寄托自己的情感,表明他们对污浊世事的不满对功名利禄的鄙视,以及对淡泊操守和孤高品格的珍重。沉湎于酒不是一般酒徒的贪杯,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内心苦闷的自裁,是一种艰难处境下的世故和手段。试问题,没有酒,胸中块垒,何以浇之?没有酒,险恶社会,何以避之?

在混乱黑暗的时代,竹林七贤把“兼善天下”的进取意识深深地埋藏起来,把老庄哲学的无为、尚真与返归自然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自由解放的新气象和不伪饰、不矫情、顺其自然的新的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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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馨笛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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