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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三)

时间:2015-04-16 14:16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 点击: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在苏轼任地方官、辗转于各个任所之际,北宋朝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起因是王安石的变法。前文我们已经说过,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实质上是富国强兵,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新法条例在推行中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极力反对,因此形成了反变法派。因意见分歧,一些老臣纷纷隐退,王安石只好起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此时,一批投机钻营的小人也趁机混入了变法派阵营。这些人假借变法之名,大肆打击异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王安石在新旧两派的夹攻排挤下,两次罢相,并最终于熙宁九年十月退居金陵,不问政事,直至终老。变法派被小人操控,使得变法成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党争”。面对反变法派日益强大的阵营,新派中假意支持新法而谋得高位的小人恐慌难当,他们决定出手反击。于是,直言敢谏的苏轼就成为了他们首选的打击对象。带头的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御史里行何正臣和舒亶等人,他们开始多方搜罗苏轼的“罪证”。而此时的苏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他在地方上勤于政事,做出了很多成绩,深受百姓的拥戴,同时也得到神宗皇帝的多次表扬。所以,那些奸诈的小人在苏轼政绩上寻找不到任何纰漏,便在苏轼的诗文上做文章,“乌台诗案”应运而生。

“乌台诗案”之“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此名来源于汉代,据说当时御史台外有一棵很大的柏树,上面栖息着很多乌鸦,所以御史台从此又被称为“乌台”。此次苏轼一案是因诗文而起,所以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在到达湖州任所后,按例上呈给皇帝表谢恩的《湖州谢表》。在谢表中,苏轼写了这样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东坡集》卷二十五)“新进”和“生事”等词语刺激了一些小人。因为“新进”一词在变法期间已经成为那些毫无能力却突然升迁的人的代称。那些靠“歌颂”变法而迅速得势的人,认为苏轼在用“新进”和“生事”等词语嘲讽他们。于是,这些人开始群起而攻之,陷害苏轼。他们将苏轼的诗文收集起来,从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苏轼肆意批评新政上。的确,苏轼有些诗句对新法是有所批评,但那是因为他深入地方,目睹了一些新法的弊端。他借诗文抒发情怀的同时,主要还是想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以便于改进政策,并没有反对朝廷之意。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定等人轮番向神宗皇帝上书,弹劾苏轼。神宗皇帝在数日内连续收到了四份状纸。第一份是元丰二年的六月二十七号由何正臣上交的。他首先批评苏轼的谢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且特别强调苏轼对新政的否定。他同时还上交了一本苏轼的诗集作为罪证。第二份和第三份是在七月二日由舒亶、李宜同时提交的,他们在上交苏轼更多诗文的同时,还曲解苏轼的诗文,以此来激怒神宗。七月三日,李定上交了第四份状纸,声称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这四大罪从考取进士及第开始批判,直到苏轼在地方官任上,简直无所不包。四人在状纸中都极力建议皇帝将苏轼处以极刑,“以示天下”。神宗虽然爱惜苏轼的文才,但是在众人轮番的状告中,只好下旨将苏轼逮捕,押送回京审讯,准备治罪。元丰二年(1079年)的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到京城。

苏轼入狱后,随即被投入阴暗的牢房。之后的五个多月,李定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百般折磨,逼迫苏轼屈认罪行,苏轼对这些小人严词讽刺,毫不妥协,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苏轼入狱后,营救苏轼的人也很多。这其中包括曾经位居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和宰相吴充等。这里还要提到两个特殊的求情之人:一个是已经退隐的王安石;另一个是神宗的祖母曹氏。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只是集中在政见上,在才学和为人上,王安石是很佩服苏轼的。所以在苏轼被抓之后,王安石上书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的祖母曹氏关于二苏“两宰相”之说,早就有所耳闻,她极力反对神宗处死苏轼。神宗也很爱惜苏轼的才气,本来就没有打算置苏轼于死地,再加之众人的求情,他于当年的十月十五日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苏轼暂时没性命之忧。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做出最后的裁决:苏轼贬居黄州。其他有关官员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牵连——苏辙因上书营救苏轼,得罪当权者,被贬到高安。与苏轼关系密切的黄庭坚和曾巩等人也都遭到贬谪。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至此告一段落。

北宋神宗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在其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到达了黄州。黄州地处今湖北省东部的长江北岸,北宋时属于偏僻荒凉之地。苏轼的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名义上说,苏轼得到的是一个闲职,不能参加公事;实质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朝廷监视的,是一个特殊的“囚徒”。苏轼在黄州过着简朴的生活,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虽然如此,苏轼却感到很适意,一度有在此终老的打算。因无公事缠身,苏轼经常出游,流传千古的《赤壁赋》就是他在游览赤壁后所作的。但是,百姓的疾苦并没有被苏轼忘记,在其《黄州道上遇雪》中,“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情怀。苏轼虽然被剥夺了参加公事的权利,但他总是请求其他官员多为百姓做事。这里举一例来说明。武昌一带自然灾害不断,百姓生活贫困,但是朝廷赋税却丝毫没有减免,百姓竟然被逼迫到溺杀婴儿的程度。苏轼“闻之辛酸,为之不食”,于是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请求赈济。苏轼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的爱民之心仍然赢得了黄州人民的爱戴。在苏轼修造房屋时,当地居民纷纷前来帮忙,用苏轼自己诗中的话说:“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在黄州居住的五年间,他同当地人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东山再起再遭忌恨

宋神宗一直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多次想重新起用他,但都遭到一些忌恨苏轼的权臣的阻挠。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神宗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苏轼终于被改授距离京师很近的汝州(今河南境内)任团练副使。苏轼本想上书皇帝请求继续留在黄州,但是又恐获罪。于是,他只好带领家人奔赴汝州。元丰八年(1084年)年底,苏轼一家到达泗州时(今江苏境内),盘缠所剩无几。苏轼给神宗上书《乞常州居住表》,他说“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所以请求皇帝允许他在就近的常州居住。宋神宗同意了苏轼的请求,当苏轼到达南都(今河南商丘)时,皇帝批复的圣旨到达,于是他再一次从南都携家眷返回常州。第二年五月,苏轼刚到常州,朝廷的圣旨紧接着也到达了,任命苏轼为登州知州。

苏轼境遇的暂时好转是因为北宋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皇太子赵煦继承皇位,是为宋哲宗,并于第二年改元为元祐。因新皇帝幼小无知,无法处理政事,朝政由神宗之母高太后掌握,实际上就是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她听政后开始着手推翻新法,朝政因此大变,史书上称为“元祐更化”。一批因反对新法被降职或自请退隐的老臣纷纷被起用,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这其中也包括苏轼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之后,司马光再次向朝廷推荐苏轼和苏辙,希望朝廷能量才录用。所以,苏轼在到达登州的第五天,就又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不久又任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又进一步被提升为中书舍人。起居舍人已经是皇帝近臣,中书舍人的地位在起居舍人之上,已经能够参与国家机密了。苏轼对连番的提拔并没有感到很兴奋,而是上书请辞,他说:“臣顷(前不久)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起居舍人)。……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处;不试而用,尤非所安。”苏轼的请求不但没有被批准,而且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又被升为翰林学士,可以说已成为位高权重之人。这段时间是苏轼仕途升迁的高峰。

刚直不阿的苏轼似乎总是不合时宜。王安石主持新法时,他被视为保守派,因此遭受各种打击和迫害。“元祐更化”之后,他又和当政者产生了分歧。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分青红皂白全面废除新法,这种盲目的做法又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反对,这其中就包括苏轼。其实,苏轼兄弟一直很敬重司马光的正直为人,但是并未因此在政见上对司马光曲意逢迎。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敢于和司马光据理力争。例如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主张废除免役法。免役法其实比较合理地减轻了百姓的一部分压力,刺激了百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这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司马光却要代之以差役法,苏轼与之当堂辩论,固执的司马光被苏轼称为“司马牛”。苏轼就这样招致了保守派的不满。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忠心耿耿、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司马光病逝。之后,苏轼和著名的理学家程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程颢、程颐兄弟是洛阳人,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人,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称为“洛蜀之争”。“洛蜀之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不满苏轼的人趁机挑起事端,攻击陷害苏轼。

苏轼主动请求出任地方官,终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从他第一次任杭州通判到现在,已经十五六个年头过去了。此时的苏轼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为官风格,非常体恤人民,努力帮助百姓抗灾、减税、解决难题。他此次刚上任就遭遇水灾,导致早稻无法播种。水灾过去后又遇上旱灾,晚稻收成无望,百姓温饱已经成了大问题,用苏轼的话说:“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苏轼马上接连上书朝廷减价出售常平米,以帮助灾民度过饥馑之年。水旱灾害过后,瘟疫又流行,苏轼连续奔走筹款,还拿出自己积攒的俸禄五十金,在杭州创立安乐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救治了千余人。他的政绩还表现在对杭州西湖的治理上。杭州西湖因久未疏浚,淤塞非常严重,苏轼在一首诗中曾说到“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西湖的淤塞,一方面影响人们观赏优美的湖光山色;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即失去了西湖对民生的利处。西湖上接运河,下临民田,有灌溉之利。于是苏轼上书朝廷请求疏浚西湖,他在《乞开西湖状》中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如果再不治理“更二十年,无西湖矣”。朝廷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经实地调查,制订了科学合理的治湖计划,先疏通湖底,再将葑泥堆积在里湖和外湖之间,并利用其筑起一道长堤,这样既避免了来回运送淤泥,筑起的长堤又利于交通。据说筑新堤时,苏轼每天都会到堤上巡视,如果遇上自己的饭菜未送到,他就和民工一同进食。所以,大家都说苏知州很有亲和力,没有官架子。新堤建好以后,人们在堤坝上种植了杨柳、芙蓉等花木,给西湖增添了不少韵味。西湖的疏浚成功,保证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元祐六年(1091年)继任知州林希在堤上立“苏公碑”,后人因此把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然是杭州的名胜之一,闻名中外。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苏轼的小故事。据说在疏浚西湖的时候,百姓曾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下了猪肉,叫人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香嫩后,送给治湖的民工吃,于是大家都戏称这些猪肉为“东坡肉”。直到现在,“东坡肉”依然是一道名菜。苏轼这次在杭州任职的三年间,赢得了百姓的敬重,很有口碑。《宋史·苏轼传》中记载,杭州人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另外在杭州还建有苏文忠公祠专门祭祀苏轼。西湖孤山麓的四贤祠祭祀的“四贤”中也包括苏轼。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奉朝廷诏令回京城再一次担任翰林学士。久经政治考验的苏轼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他担心新一轮的陷害会再此来到。所以他主动上书请辞,但是没有获准。果然不出苏轼所料,有人诬陷他为杭州灾民请求赈济是欺骗朝廷,还有人说苏轼为神宗之死而雀跃,曾写诗庆贺。无论是当年新党小人的陷害,还是如今旧党分子的诬陷,手段都极其相似。虽然最终苏轼并未获罪,但是他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日子,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回朝两个月后,苏轼又自请外调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又改任扬州知州。半年后,苏轼又奉命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兼为皇帝侍读。之后,又改为礼部尚书。作为皇帝侍读的苏轼,与哲宗皇帝相处得却不融洽,年龄渐长的皇帝,不愿听从苏轼的劝谏。苏轼是高太后器重的人,而哲宗正因高太后长期执政,内心愤愤不平。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苏轼不愿再介入争权是非,上书恳请让自己去守“重难边郡”。这期间,又有一场巨大的不幸降临到苏轼头上——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十三日,苏轼任命为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这是带有贬谪性质的任命。从此以后,连续的贬谪降临到苏轼的头上,他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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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馨笛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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