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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游江湖(下)

时间:2015-03-03 14:38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童一秋点击:
苏轼
苏轼


  次年中秋,皓月当空,银光泻地,苏轼想起分别七年的苏辙,如今在济南不能前来团聚,不禁心潮起伏,写了另一首名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的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全词笼罩一层迷惘、惆怅的气氛,但词的境界廓大明朗,这在一些婉约派作家所写的秋词中是罕见的。胡仔曾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从词的开创性来说,这话并不过分。
  
  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熙宁十年——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徐州。苏轼到任不到三个月,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曹村的黄河大提决口,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徐州城下也水涨高达二丈八尺。苏轼后来有诗描写当时危急的景况说:“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又说:“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大水滚滚而来,已浸入市,汉代东郡太守王尊力拒黄河水患,愿以身填堤,坚守大堤,作者作为一州之长,也应象他那样。苏轼积极组织军民筑堤抢险,“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奋战两个多月,才保全一城的生命财产。水退后,他又准备亲自参加增修城墙的劳动,以备河水复来;还想象农民已无忧无虑,丰硕的秋庄稼象云堆似的布满郊外:“农夫掉臂免狼顾,秋谷布野如云屯。”苏轼写了不少诗来记述这次治水的经过,尤其像《河复》、《九日黄楼作》等,着重抒写解除水患后的欢快心情:“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黄楼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杀。”水患已除,黄楼新筑,时逢重阳佳节。虽然酒宴简陋,但比之去年今日的狼狈忙乱,岂不可乐!诗的节奏也是欢快的。后来他离任时,州民扶老携幼相送,场面感人。
  
  苏轼在徐州还写了一些题画诗和记游诗。前者如《书韩牧马图》主张艺术要求“自然”,《韩马十四匹》赞扬“韩生画马真是马”,《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说:“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其实,“神授”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熟烂于心,于是在仿佛不经意之间作出了出神入化的描摹。这些诗都结合绘画以发挥作者可贵的艺术见解。另一些题画诗,如《虔州八境图》、《续丽人行》、《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等则着重对画面作生动的形象的描写。象《长江绝岛图》中有大小孤山,作者写道:“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这里把孤山拟人化,当作两个美女:迷蒙的峰峦是她们的发髻,水清江平则又象清晨梳妆的镜子。后两句采用民歌中常用的谐音手法,把“孤”与“姑”、“澎浪”与“彭郎”联系起来,更富有地方色彩,从而突出了画中山色之美。他的记游诗也很有特色。一次,他和友人游览徐州附近的百步洪,只见水流湍急,惊心怵目,他放笔写道: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未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百步洪二首》之一
  
  开头四句文势奔腾而出:水从高高的堰上直泻而下,轻舟象梭子一般驶去,两岸乱石嵯峨只留一线水路,吓得船夫失声大叫,凫雁惊飞。接着一口气用了六种形象来写轻舟下驶的迅捷,以突现水势的急速汹涌。这种比喻手法叫“博喻”,即用多种形象来形容事物的一种状态或特性,以取得气势雄伟的艺术效果。以前在散文中用过这种手法,但用来写诗还是较为少见的。
  
  苏轼是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在徐州时期的词作又有新的开拓。词最初从民间产生,题材原很广泛,现存敦煌曲子词就有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这个题材到了文人词中几乎中断。苏轼却给予恢复并有所发展,成为在文人词中第一个写农村题材的词人。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徐州春旱严重,苏轼作为一州之长照例去石潭求雨;不久竟然得雨,他又照例去谢雨。在归途中,目睹农村中得雨后的欢乐景象,一连写了五首《浣溪沙》。苏轼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向他求教。远在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求教,表示愿意列在苏轼的门下。苏轼谦逊地称颂对方:“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又说,他的“《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另一著名作家秦观入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求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愿执弟子之礼。苏轼立即以诗还赠,称许他“忽然一鸣惊倒人”的才华,表示“夜光明月非所投”的谦虚态度,表现了提携后辈的巨大热忱。
  
  元丰二年,在湖州。这年七月七日,苏轼到湖州任上还不及三个月,在晾晒自己所藏书画时,发现他的表兄文同所绘赠的一幅《谷偃竹》。这时文同死去已经半年,苏轼睹物思人,掩卷痛哭,写了《文与可画偃竹记》一文,以抒发对这位至亲好友的悼念之情。文章的第一段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流传至今的成语“成竹在胸”就来源于此。这里提出了我国绘画理论中关于“神似”和“形似”的著名论点,也就是说,艺术家对于客观事物,不应零敲碎打地去追求一枝一叶的简单摹拟,而应该从整体上去突出事物的精神。因此,画竹必须先在胸中酝酿出完整的竹子神韵形态,然后才能落笔,也才能达到神形兼备的艺术造诣。文同是北宋的著名画家,擅长墨竹,也当过湖州知州,因而人们把他所开创的画派称作“文湖州竹派”。上述见解,正是这一画派艺术经验的总结,在我国绘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苏轼是这一画派的重要成员。虽然他自谦“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实际上他的竹石枯木画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存传为他遗画的有《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说:“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说他在学术上能调停儒墨两家,自立堂堂之阵,他的书法又能和颜真卿、杨凝式比肩并行,他的胸中原有许多画境,随笔一挥就能画出风霜老木来。苏轼之所以爱画竹石枯木,主要是借以表达自己高傲不屈的个性。他在通判杭州时写的《于潜僧绿筠轩》诗中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他对随人俯仰、毫无节操的庸俗习气十分厌恶。他后来在郭祥正家的墙壁上醉中画了一幅竹石画,他有诗写道:“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就是说,他的竹石是他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是他的锋芒和不平,是他的化身!
  
  文学创作和作家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综上所述,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由于离开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无休无止的党争,在政治上留下了斐然可观的成绩,在文学上也获得令人瞩目的丰收。看来,离开朝廷的外任倒是他施展经世济时抱负的地方,也是他更广泛地接触生活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他的艺术创作力的地方。只是在湖州任上只有三个月,一时被繁琐的公务所困,如他自我解嘲的那样,“吴兴太守老且病,堆案满前长渴睡”,使他来不及对创作投入更多的精力。但他仍想为湖州的山山水水放声歌唱,他说:“顾我无足恋,恋此山水清,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然而,一场严重的政治打击破灭了他这个创作愿望。
  
  原来,苏轼无法完全超然于中央朝廷的斗争之外。应该指明,在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长达十六年的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势力的势头,只是着力于改革官制和强化军队、保甲,一场变法和守旧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性质已有所变化;而且,新法又只能依赖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来推行,因此,王安石主观上的“良法美政”在实践中也部分地变成了“扰民”的工具。
  
  对此,苏轼除了上书责难以外,还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文。而正是这些诗文,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

(文章来源:《中国十大文豪——苏轼》 吉林文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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