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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新星柳宗元

时间:2015-02-10 13:28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童一秋点击:
柳宗元
柳宗元

  “安史之乱”后,王维、李白、杜甫等文坛巨星相继殒落。活跃在中唐前期的作家是韦应物、顾况、卢纶、韩、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李益、李端、司空曙等一批诗人。他们虽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风格,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不少的成绩,但都不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贞元年间,孟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先后走上文学道路,给中唐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富有才华,勇于革新,共同开创新一代的文学。
  
  努力探索并实践文体和诗体革新,是这批新进作家的普遍趋向。贞元文坛以革新为特色。从西魏宇文泰、苏绰提倡以新的文体代替骈文,隋代李谔对“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上隋高帝革文华书》)的骈文提出猛烈的抨击,唐初陈子昂高张“复古”的旗帜,到中唐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对“古文”的积极倡导,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古文”与骈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反复较量。在韩愈、柳宗元走上文坛的贞元中期,骈文虽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但“古文”的阵地已逐渐扩展。梁肃、权德舆是贞元初年倡导“古文”的作家,他们是中唐文体革新的先导。韩愈在贞元年间就积极提倡文体革新,并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在柳镇的好友梁肃及同辈朋友韩愈的影响下,柳宗元在贞元年间就积极从事“古文”创作。白居易、刘禹锡也在贞元年间加入到文体革新的行列。中唐诗体革新与文体革新有本质的区别:诗体革新并不是要否定盛唐诗歌,而是在继承盛唐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路子,在诗歌风格上作新的开拓。“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赵翼《瓯北诗话》)沿着盛唐的路子走下去,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诗人或求奇险,或取流便;前者以韩、孟为代表,后者以元、白为代表。韩愈、孟郊在贞元年间已开创出自己的新诗体;元稹、白居易也在贞元年间酝酿着诗歌革新,至元和前期同倡新乐府。可以说,中唐文坛革新之风,起于贞元而大盛于元和。
  
  贞元文坛因为有孟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这一批新人而充满了生气。
  
  韩愈由于大半生科举仕途坎坷,因而较早地致力于文学事业。正如前边所述,他在贞元年间已提出散文革新的理论主张,并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韩愈也是卓有成就的诗歌革新派。他的诗形象鲜明,想象奇瑰,汪洋恣肆,气势豪雄,喜用拗字硬语,追求奇险生新,在唐代诗歌中别树一帜,被誉为“昌黎体”。韩诗散文化倾向十分明显。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上述的特点。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另一个伟大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世迁居下(今陕西渭南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少时正值“建中之乱”,遂避乱越中。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冬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登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踏上仕途。其时,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均任职于御史台察院。他与元稹定交于贞元十八年,次年二人同登拔萃科,同授校书郎。白居易在十五六岁时就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崭露头角,贞元年间已有大量的诗歌问世。白居易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揭露朝廷的横征暴敛和人民的疾苦。白诗描写生动,“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与元稹高张新乐府旗帜,倡导诗歌革新,是元和年间的事,但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现实性强、语言平易的特点。他也是中唐散文革新的主要参加者,贞元年间已写出《许昌县令新厅壁记》《记画》《与陈给事书》《汉将李陵论》等一批散体“古文”。
  
  刘禹锡是诗文均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他早年随父居吴兴,曾往何山跟著名诗僧灵澈、皎然学诗,“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纪》),其后则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真挚含蓄,流畅旷爽,自然谐美。在诗歌创作上,他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在贞元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面,作诗不多,诗歌尚未成熟。《早秋集贤院即事》《华山歌》《初至长安》《春日退朝》《八月十五夜玩月》《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韵》是这时期的作品。刘禹锡也是散文革新的主要人物。他在贞元年间已用散体为文,不过这时期所作多是状、表、碑一类。
  
  柳宗元贞元年间的文章,既有骈体文,也有散句单行的“古文”。大体上呈给皇帝的表、状多用骈体,其他则多为散体。也就是说,这时期他已广泛地采用散句单行的文体写作。这说明,早在长安时期,柳宗元就在韩愈的影响下参加散文革新,在实践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时期的“古文”,有些骈散杂用,还带有骈文的痕迹,在“古文”文体的运用方面不够成熟;有些格调卑弱,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谈不上有多少价值;而其中的优秀篇章,内容深刻,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叙事本领和非凡的论辩才能,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取法。
  
  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批传记,他善于借传喻理,有寓言意味,颇具独创性。比如:
  
  《种树郭橐驼传》写一个以种树为业的人。他连名字也没有,人们因他驼着背行走,与橐驼相像,便称他为“橐驼”。他以善种树著名:“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他种树的秘诀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他认为自己“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别的种树者则不同,“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便违反树的本性,“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得到相反的效果。他由植树之道,“移之官理”:管治者政令烦出,对百姓的生产、生活诸多干预。百姓疲于应付,生产、生活都不得安宁,“故病且怠”。这种做法,对百姓“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达不到治理的目的。
  
  《种树郭橐驼传》提出了一个吏治问题。如果说,《说》在批判祭虚伪性的同时,暗示了中唐官吏的腐败无能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本文则通过写郭橐驼种树,指出官吏对百姓过多干预带来的弊病,从这方面看,它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作者似乎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主张“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历史证明,“无为”不可能达到“治”的目的。汉初百家学兴,“黄老之学”一度成为显学。在尊儒尊道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有过激烈的斗争,至汉武帝才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统治者好“黄老之学”,曾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结果出现土地兼并、私铸钱币、地主豪强“武断于乡田”(《史记•货殖列传》)等社会问题。“无为而治”不利于封建专制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柳宗元自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他以儒学为皈依,但他师承陆质《春秋》之学,跟传统的儒学不同,他的思想有较大的包容性。他主张“统合儒释”,对道家也采取兼容的态度。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史记•老子传》:“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迁看到道家积极的一面,批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道互黜现象。柳宗元引用司马迁之言,并加以发挥,明确地提出儒道同源而不相抗的观点。不仅如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杨(杨朱)、墨(墨翟)、申(申不害)、商(商鞅),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不合者,何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说明他的儒学不仅兼容佛、道,而且兼容百家。这是柳宗元儒学的显著特色。《种树郭橐驼传》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梓人传》写一个叫杨潜的梓人(亦称“都料匠”)。他擅长房子的设计和施工的调度。他能按照房子的建造式样,根据高深、圆方、短长的需要,指挥众多的工匠出色地完成建筑任务。他的本领在于设计和指挥,而不在于具体的建筑工作。他的薪俸三倍于工匠,房子建好了,栋上也只写上他的姓字。
  
  作者认为宰相就像梓人,他下面的各级官吏有如工匠,梓人足以为为相者效法。宰相的职责是举荐人才,任用官职,下达命令,肃整纲纪,统一法制,奖掖贤能,罢免无能之辈,与天下英才讨论治国的方略,而不应插手琐碎的事务,侵犯各级主管官员的职权。这跟梓人善于设计、调度而不做具体工作一样。宰相掌握了为相之道,才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宰相明白了为相之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宰相。
  
  作者进而以“主为室者”比喻君主,说明宰相应该坚持原则,而不能被君主的“私智”所牵制。他认为规矩就是规矩,“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如果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巩固;不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衰败;而君主又不要国家巩固而选择国家衰败,宰相就应该“卷其术,默其智”,赶快离去。
  
  这样,柳宗元就全面地议论了宰相的职责、宰相与君主及下面各级官吏的关系,为宰相作了准确的定位。
  
  本文前半篇记叙,后半篇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又使记叙饱含哲理。梓人指挥调度工匠的场面写得绘声绘色,显示出柳文长于记叙的特点。议论由梓人事迹生发,以比喻说理,深入浅出,有很强的说服力。
  
  《六逆论》锋芒毕露,当作于仕途得意之时。柳宗元写于永州的《与萧翰林书》说:“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娼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他以新人而官运亨通,超越“同列”,招致“欲自达”、“求进者”的嫉妒。《六逆论》对《春秋左传》所谓“六逆”中的“远间亲”、“新间旧”的批判,矛头明显指向嫉妒他的同僚。由此可以判定,本文写作时间在贞元末年,即柳宗元“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之时。
  
  《六逆论》从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对“六逆”中之“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作了有力的批判。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论证有力,标志着贞元末年柳宗元的议论文已走向成熟。《六逆论》的哲学基础是“大中”,没有超越儒家的“圣人之道”;但是作者对古人言论大胆怀疑,其战斗性又非一般儒学家所能企及。
  
  《天爵论》强调人的智慧和志气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柳宗元认为,先儒孟子把仁、义、忠、信称为天赋的爵位,这种说法还有所缺陷。他认为,人的恒久志气和聪明才智是至关重要的。“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通过不懈的努力,就可以使人变得高贵。“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有了聪明才智,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先人一步,就能透彻地观察问题,人也可以变得高贵。因此,人只要发挥洞察一切的智慧,具有恒久不息的志气,就可以具备仁、义、忠、信四美,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贤人。圣人、贤人之所以有别于愚人,关键就在于此。“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天爵论》的可贵之处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只要具备聪明才智,通过不懈的努力,“庸夫”也可以成为圣贤。
  
  《时令论》分上、下两篇,批判矛头对着《礼记•月令》。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是要按照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来进行的,一年12个月,哪个月该做什么,都不能违反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到战国后期,阴阳家把五行之说与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牵强地结合起来,编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秦、汉之交的儒学家,又把《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编次为《月令》列入《礼记》,并附会为周公所作。《月令》把各类事物包括统治者的政治活动都纳入五行的系统当中。《月令》认为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时令推行政事,是上天的旨意。实际上把统治者视为上天的代表,是上天旨意的执行者。
  
  《时令论》上、下篇的哲学核心是对“天命”“天谴”的批判和否定。上篇以正面论述为主,先提出论点,通过层层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使论点得以确立。下篇驳斥谬论,既有理论上的层层批驳,也举出生动的例子以加强说服力,最后得出正面的结论。
  
  柳宗元长安时期存诗甚少。可定为这时期的作品仅有《省试观庆云图诗》《韦道安》《浑鸿胪宅闻歌效白》三首;其他《龟背戏》《杨白花》《咏三良》《咏荆轲》也可能作于此时。柳宗元长安时期的诗歌肯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仅贞元十九年(803)春,释文畅将游东南之时,柳宗元为他写的送别诗就“累百余篇”,由此可知,这时期柳宗元写过大量的诗歌;可惜绝大多数都已散佚,令我们无法了解他这时期诗歌创作的面貌。
  
  《省试观庆云图诗》是一首五言排律:
  
  设色初成象,卿云示国都。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抱日依龙衮,非烟近御炉。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
  
  柳宗元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诗当作于此时。这首诗通过对象征祥瑞的庆云(亦作“卿云”)的描写,赞颂国运和帝德,内容和形式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登第的喜悦。《浑鸿胪宅闻歌效白》形式摹仿古乐府《白歌》:
  
  翠帷双卷出倾城,龙剑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无声,金簧玉磬宫中生。下沉秋火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觞荡漾何事倾?
  
  诗写歌声之美、歌乐之声和饮宴之盛,运用夸张、比喻,语言形象生动。《韦道安》是一首五言古体叙事诗,内容已如前述。诗以“眦裂肝胆横”写韦道安的义愤,以“捷超峥嵘”写他的勇武,以“淮水秋风生”写他在军中的风仪,都生动而富于神采。全诗叙事清晰,描写生动,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忠勇侠义。篇幅不长,人物的性格非常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柳宗元诗歌的优秀之作。

(文章来源:《世界十大文豪——柳宗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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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wendy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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