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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之路

时间:2015-12-16 13:20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赵立平 谷延芳 马卫点击:


 

1861年7月16日,在美国内战爆发仅有数月之时,一起突发暴乱震动了在华盛顿北部城市安营扎寨的军队。虽然,北方联邦军队和南部同盟叛军之间并未发生阵地战,但是,报刊和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日渐高涨,直至不可遏制。于是,在闷热的7月,由约30000名联邦军队中的志愿兵组成的一大队人马最终走出兵营,开向南部叛乱军队,之后,在距弗吉尼亚不远处集合,这一消息如同野火般传播开来。

在华盛顿,这一消息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只有极少数仍然活跃的美国重要人物真正了解一些这场厮杀的目的所在。士兵同民众一样,把隐约出现的战争前景更主要地看作是一种快乐的冒险精神,华盛顿的民众则把迫近的冲突看作是一次庄严的体育盛会。一大帮旁观者(包括新闻记者、国会议员、身穿裙子的漂亮妇女),或骑马或坐马车,涌出首府去观看这一趣事,并携带午餐篮,以便当他们观看军队阵式和成排大炮时能够进行野餐。五天后,战役最终沿距南方50公里的布尔伦河的一条支流边打响。

然而,这些野炊者非常失望。他们从良好的观望点,看到的仅是硝烟弥漫,未能观看到任何真正打仗的景象。确实如此。第一次布尔伦战役——另一次在第二年开战——已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大的战争中的第一场完全规模的战役,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现代冲突。对北方美国人而言,又是一次具有摧毁性的心理挫折,他们一直期望轻易地战胜南部同盟,并迅速地结束战斗。

起初,对北军来说,一切好像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顺利,但是,当新的同盟州加入战斗后,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南军也有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武器——当叛乱州(军队)冲锋时,他们发出一种奇异而神秘的哀号,这就给等待着的敌军心里注入了恐怖感。

北军后撤,而撤退又造成一种惊慌失措的溃败。慌乱之中,联邦士兵丢弃枪支和包裹,疯狂地冲过河上的桥梁,逃向北方。不久,正在逃跑的军队同许多出来观看战斗的野炊者纠缠在一起。一位亲眼目睹此景象的国会议员事后声称:“他们跑得越远,就越恐惧。一种残酷、疯狂、发疯、无望的恐慌支配了他们,并传染给前前后后的几乎每个人。天热得可怕;人们疲惫不堪——他们嘴里打着哈欠,嘴唇干裂,而且由于在战斗中吹弹药筒,嘴唇也被弹药染黑,眼睛里露出慌乱;人们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大群可怖而又可怜的人。”

当晚,林肯总统收到了目击者有关他的军队的可怕的屈辱的报告。一位参谋部官员带来了死伤人员数目:联邦一方死亡460名军官和士兵,1124人受伤,1312人失踪——损伤约占参战的18000士兵的六分之一。只是因为叛军不能对撤退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追击,才避免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屠杀和彻底的军事灾难,南部同盟甚至可能占领华盛顿。布尔伦战役是整个战争中一场最具决定意义的战术上胜利的战役。它对于未来指挥作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内战和主要军事冲突的性质。

对林肯和他的将军们来说,此次失败使形势变得十分清楚,他们开始面对的并非如同他们一直预料的那样是场短时、容易和简单的军事行动。正是冲突的地域性意味着这场战争是一场与以往战争不同类型的战争。如果联邦准备重新统一,就必须逐步地击败南方,同时粉碎像俄国欧洲部分那么大版图的整个地区的抵抗。这只有靠长期的占领才能确保最后的胜利。但要达到这一容易受挫的目标,将意味着把北方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以过去的战争所未有过的程度用于战争的实施中。这就开创了战争史上的新阶段——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直接卷入战争,虽然不必冒巨大的危险。但是在20世纪,对平民的大规模轰炸则造成了更大的恐怖。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威灵顿公爵彻底战败后,整个欧洲渡过了40年的相对和平期。在整个这40年中,拿破仑时代的传统对欧洲军队仍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那些局部战争——如1821年至1832年的希腊独立战争——并未能改变这种社会现状。掌权的将军们仍坚定不移地追忆过去;1848年到1849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有限战争,奥地利在坚信过去拿破仑时代传统的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的指挥下,借助于拿破仑时代的主要武器获胜。

但是,更具破坏力的新式步兵武器正在制造之中。武器改进的第一步是以更简便、更可靠的击发枪机取代了古老的燧火枪机装置。第二步是来复枪取代了滑膛枪。造枪工人很早就认识到,在枪管里加来复线使子弹旋转就能大大提高武器的射程和准确度。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即子弹的上膛过程已证明来复枪使用起来十分不便,结果来复枪被排除在实战武器之外。然而,1849年,一位叫克劳德·艾泰恩·迈尼亚的法国上尉军官发明了一种新型子弹。像弹丸能轻易装入滑膛枪一样,这种子弹能容易地装入来复枪枪管,而且与滑膛枪的200米射程相比,它的射程约有1000米。

来复枪在早期仍然是前膛装弹,这同它所取代的滑膛枪是一样的。撞针枪——所以如此称呼,是因其加长了枪的发火针——是早期来复枪的进一步改进,它大大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性质。在大约本世纪中叶,撞针枪首先被普鲁士军队采用,它的射程和准确度是滑膛枪的两倍,射击频率是滑膛枪的五倍。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采用了蔡斯波特步枪,与撞针枪的750米射程相比,它的射程可达1450米。然而英国却选用了斯尼达——恩佛德枪,它每分钟可发射六发子弹。

这些新式来复枪的最重要的共性是后膛装弹,所以,士兵用卧姿就能装弹,而不像过去的前膛枪要求持枪者站着把火药和弹丸捣入前膛。这项革新使防御者较之袭击者处于有利地位——甚至没有更多防御工事,他们靠平躺装弹就已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新式来复枪射击火力如此之猛,实际上使得穿越开阔地的正面进攻变成了自杀。甚至骑兵在这种袭击之下,也无法避免遭受毁灭性的伤亡。在后膛来复枪的射程之内,炮兵也处于一种不利地位,被迫尽可能地远离敌军,致使炮兵打击效果大打折扣。

为了弥补因炮兵攻击性火力的削弱造成的不足,法国人研制出了机关枪,这是一种由25个来复枪枪管组成的原始机枪,装置在炮架上,每分钟能够发射150发子弹,射程达3000米。另一种类似的有手动曲柄、采用水冷却的格林机枪,每分钟能发射200发子弹,这种武器于1862年在美国获得专利,并很快被英国用于一系列殖民探险活动。马克沁机枪出现于19世纪后期,这是种配有背带的单枪管武器,重量仅有18公斤,每秒钟能连续发射10发子弹。

尽管这种武器的杀伤力如此之强,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为它在战场上使用讨了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很少有人认识到快速射击的价值,也无人预见到,机枪将成为未来,尤其是固定战线防御中的理想武器。

在19世纪中叶,武器领域之外的技术进步也促成了战争的巨大变化。既方便了军队调动又方便了军队控制的蒸汽铁路和电报对洲际间军事斗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前,整个欧洲的主要城市都通过铁路网和电报建立了联系。电报加速了指挥官和总部之间的联系,同时铁路能够把军队以空前的速度运往前线。例如:在1859年法奥战争中,6万法国军队和12.9万匹战马仅在三个月内就动员完毕,并用火车运往了前线;同样,德国铁路的建设专门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

然而,甚至单靠这样的技术进步本身也不足以把19世纪的军队从事实上的拿破仑时代的实体改为被公认的现代军队。这时军队所需要的,是非常罕见的东西——一位拥有崭新军事头脑的将军。赫尔穆斯·冯·毛奇子爵就是这样一个人。1857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的总参谋长,在此后的30年中,他一直担任此职。毛奇不仅是一位游历家、作家、制图学家和不同凡响的军事家,而且是他处的那个时代的军事天才。

事实上,作为一位天生的革新家和即兴作曲家,毛奇井然有序地着手把德国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解释过的新方法——其中包括来复枪和铁路——融于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策略之中。其间,他独创了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现代方法,在普鲁士军队现代化过程中,他创造了一架世人第一次看到的最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毛奇的理论和方法统治整个军事思想界几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后来的军事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毛奇时代”。

毛奇对现代战争科学的最初贡献是他对普鲁士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改革。他提高了普鲁士参谋本部的威信,这有助于解决现存的实际问题,为未来制定可能性计划和负责在整个军队中传播共同的信念。同时,他对整个军队进行了重组。通过改善服役条件,他能在招募新兵时够吸收更多的人入伍,使军队的规模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不久,普鲁士人就能自豪地说,和平期间约有18万人服役,另有35.5万名后备役——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集体。

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自滑铁卢和拿破仑垮台以来统治欧洲的相对和平时期的终结。以俄国为一方与法国、英国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这场战争,在很多方面仍是旧式战争;那些在拿破仑时代的传统影响下长大的将军们,指挥着职业军队在狭小的战场上相互冲杀。

然而,新时代已经到来,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第一次正式使用来复枪和来复炮的战争,是第一次用专门修建的军事铁路克服运输弊端的战争;第一次看到一位军队的指挥官通过电报直接收到国内政府的指令;第一次使用像鱼雷、水雷和装甲炮艇这样的新式海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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