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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日澳缠斗引爆中国五四运动

时间:2015-10-28 10:15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点击:



  巴黎和会上,日本策略性地刻意高调宣示种族平等,攻击“白澳政策”,利用澳大利亚对“白澳政策”的偏执式坚持及美英对澳大利亚的迁就,最终以放弃反种族主义为筹码,换取了列强对其攫取在华特殊利益的认可,最终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会场
 
  即将到来的2015年10月31日,是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实施40周年纪念。40年前,这一法律正式终止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走上了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大道。华人是“白澳政策”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众所周知,“白澳政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淘金时代对华工的歧视。而鲜为人知的是,曾经同样作为“白澳政策”等种族歧视政策受害者的日本,却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策略性地刻意高调宣示种族平等,攻击“白澳政策”,利用澳大利亚对“白澳政策”的偏执式坚持及美英对澳大利亚的迁就,最终以放弃反种族主义为筹码,换取了列强对其攫取在华特殊利益的认可,最终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段五四前夕的国际博弈背后,不仅有外交战场上的精细操盘,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谨以此文,不仅纪念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终结,更期待警醒同胞:自强才能自立!
  
  三角恋、三角链
  
  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而在和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美、英两国,却投下反对票,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因为来自大英帝国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因此除非获得全票赞同,否则这一修正案不应加入国联盟约。
  
  其实,“日不落帝国”对种族平等议案并不反对,相反,种族平等的理念宣示,对它巩固和整合世界各地的帝国资源,是有裨益的。但是,它的嫡亲小兄弟澳大利亚却对此议案表现出了几乎歇斯底里的反对:参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宣称,如果该议案被通过,澳大利亚将立即退出巴黎和会。
  
  小小的澳大利亚,在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大英帝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仅战死于欧洲战场的将士就有6万名。休斯曾经质问威尔逊:我代表着6万英灵,你又代表多少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海滩遭遇登陆惨败的4月15日,也从此成为两国的国定假日,至今依然。
  
  显然,日本在种族平等议案上,遭遇的就是种族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令与会者吃惊的是,此前高调宣扬要为这一议案奋斗到底的日本人,却隐忍了。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用动听的语言,重申了日本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立场,但随后表示,自己将顾全大局,不强行要求通过这一提案。
  
  其实,日本人盯住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这就意味着要压制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日本人的算盘十分精妙:作为“一战”胜利后的五大国之一,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继续发难,国联盟约必定无法通过,国联即使勉强成立,也是跛脚鸭。而国联恰恰是美、英等国的最高目标。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让步,美、英等就必须投桃报李。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尽管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要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美方的外交文件详尽地记录了其代表团面对澳、日、中三角关系的艰难权衡——但毕竟他们早已习惯了让中国来充当冤大头。
  
  巴黎和会上,处理最重大议题的机构,原是所谓的“十人会”,即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两人组成。但不久,其中唯一的东方国家日本便被排挤出去,理由倒是很冠冕堂皇:日本代表团并未由国家元首率队,因此,与会的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了 “四人会”,负责和会最高决策。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闹政潮,首相地位岌岌可危,不敢离开,而日本天皇已经被捧成了神灵,更不可能直接搅合到这种讨价还价的俗事。日本人吃了个哑巴亏,只好隐忍。到了4月23日,意大利因自己的要求没有被其他大国接受,愤然退会,最高机构又成了美、英、法元首的“三人会”,更容易形成一致意见。“三人会”最后决定,接受日本对山东特权的要求,将此写入对德和约。
  
  至此,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一人当场晕倒,代表团紧急会议后,决定坚决拒签和约。中国国内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给了代表团以强大的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将忍辱负重的代表团戴上了“卖国贼”的桂冠。
  
  同样地,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日本民众也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种族平等条款没有被加入国联盟约,这是日本的惨败,更是文明世界的耻辱,舆论充满了反西方的火药味。而对于日本攫取到山东特权,他们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皇军将士”浴血奋战应得的战利品,何况,山东实际上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澳大利亚一片欢腾,休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后,向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保卫“白种澳洲”的伟大胜利,“这将保证澳大利亚与其立国时同样坚若磐石” 。
  
  只有一个人在深深地忧虑,他就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匹尔斯。他坚信,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有着高尚精神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将逼迫日本乃至亚洲成为自己可怕的敌人。
  
  白色袋鼠
  
  故事要从那只“袋鼠”开始。
  
  以英国后裔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是建立在“黄色亚洲”门口的“白色国家”,澳大利亚人以袋鼠般的敏锐与警觉,提防着亚洲,先是中国,后是日本。
  
  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发现了金矿,在此后的20年间,约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他们把这里称为“新金山”,而将同样出产黄金的美国三藩市从“金山”改称“旧金山”。
  
  无论 “旧金山”还是“新金山”,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这些脑后留着“猪尾巴”的东方人,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工人廉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也不酗酒作乱,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就是那些拼命想摆脱“无产”的“无产者们”。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令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如1860~1861年发生在澳洲的Lambing Flat暴乱,华工遭到血腥殴打,而在当地议会拒绝批准排华协议后,暴动者开始武装攻击政府机构,政府不得不调集军警开枪镇压。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种族关系,迅速由争夺就业机会的市场问题,上升为影响澳洲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1851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墨尔本)总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淘金地区种族冲突的解决之道,该委员会决定从1855年开始向华人收取“人头税”,以抬高华人入境的门槛。这一办法迅速被各殖民地效仿。
  
  尽管遭到了农场主与企业主们的抵制,强大的劳工组织还是占了上风。到1888年,澳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立法限制亚洲人入境。甲午战争后,“黄祸论”在西方成为潮流,西方普遍担心日本率领着亚洲崛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总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对所有非白种人的移民限制,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但这却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南澳及塔斯马尼亚三个殖民地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冲突,限制法案无法获得批准。
  
  大英帝国对澳洲如此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行为十分反感。英国驻香港总督就不客气地告诫他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同行,如果继续排亚,将会导致英国在亚洲利益严重受损。英国著名杂志《十九世纪》则认为,澳洲的排亚政策是“最短视和最错误的政策”,驱逐亚洲人的行为简直就是“民族罪恶,因为这会使前进的钟表倒退,使大量必要和艰辛的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鬼子进村”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战争又一次令日本人获得巨额利润。在战争需求的拉动下,日本重工业景气斐然,造船业规模成倍增长,而对外贸易方面,对英美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的翻了两番,对俄国的增长了六倍!日本迅速成为 “世界工厂”,廉价的日本货到处倾销,尽管质量并不可靠,并且因盗取知识产权(设计、商标等)而与西方不断摩擦,但盈余惊人。
  
  加拿大总理博登惊呼: “世界上只剩三个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而澳大利亚人也看到了来自这个矮小邻居的巨大威胁,战争刚结束的1918年,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勤勉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各地扩散,“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否则,就得像我的祖先那样从富饶的平原退居到崎岖贫瘠的山区”。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分红派息”,已经跻身大国行列的日本,派出了64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率领,其中的随员,后来闻名世界的就有近卫文麿(“二战”时的最后一任日本首相,被盟军作为战犯绞死)及吉田茂(牧野伸显女婿,“二战”后的第一任日本首相)等人。
  
  日本代表团给自己设定的“金牌”计划有两项:A。夺取德国在中国及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的权益;B。在国联组织中推动种族平等议案。A计划将直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B计划则与奉行种族主义国策的澳大利亚冲突。
  
  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亮相于世界的中国,也派出了包括5位外国专家在内的65人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国民党的汪精卫,则随团“考察”。
  
  澳大利亚派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但规格很高,包括了现任总理休斯,前任总理、现任海军部长库克。
  
  一场外交大戏,将在歌剧之都巴黎上演。
  
  日澳冲突
  
  国联盟约的草稿中,第21条关于宗教自由,日本人提出应在此条中加入种族平等内容。2月13日,牧野伸显在提交议案时,发表了冗长而感性的讲话,他说:在大战中,不同种族并肩作战,“被前所未有的同情和感恩之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要组建新的国际大家庭,更应该在这个大家庭中体现平等和相互关心。
  
  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太具争议性,最好留待以后解决。而饱受宗教冲突困扰的希腊,则建议应该取消整个第21条;葡萄牙人却宣称,如果条约上不涉及上帝,他们将不会签署。如此吵吵嚷嚷,日本人的提案便被暂时搁置。
  
  但是,种族平等提案在实行种族主义政策的美国引起了极大关注,美国西部地区的政客们发出了公开警告,如果该条款通过,后果将非常严重。尽管威尔逊总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日本在亚太的急剧扩张,也令他感觉极为不爽,何况,他还必须考虑国内的民意。
  
  其实,日本人更多追求的还是面子上的平等。早在战前,日本为了争取美国总统否决排日法案,就与美国达成了君子协定:美国不公然实行排日法律,而日本则实行自我约束,控制护照的发放,将任何有移民美国倾向的日本人阻拦在国内。
  
  日本人带到巴黎和会上的两个任务,在理念层面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一方面高唱着种族平等,另一方面却谋求从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手中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更何况,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与台湾,丝毫也没有推行过根基于平等准则的任何政策。
  
  与日本这种“伪君子”的姿态相比,澳大利亚倒显示出了“真小人”的坦荡。尽管美国、加拿大才是日本提案“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它们都顾忌世界舆论,而选择了沉默,只有澳大利亚展现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毫不掩饰地为捍卫“白澳主义”而抗争,令美、加暗暗叫好。在巴黎和会上,澳洲简直成了闯入假面舞会的赤裸裸的袋鼠,尽管受到各方的奚落,却我行我素。例如,在最为敏感的对德索赔问题上,澳大利亚的提议是240亿英镑天价赔款,把全世界吓了一跳。美国总统威尔逊就问休斯:澳洲难道不在乎世界舆论谴责自己的胃口吗?休斯坦率而直接地回答说:“总统先生,那无非就是尺码大小而已。”美国总统威尔逊形容他是“邪恶的流氓“。历史学家提尔曼则称其为“吵闹的煽动者”。美国杂志《世纪》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休斯就是暴风雨中的海燕……他几乎引发了大会的崩溃……他是一名天生的斗士,粗犷而暴烈。”
  
  澳大利亚对捍卫“白澳主义”的坚定与执著,令今人难以理解,它将任何有色人种的进入,都视为对种族纯洁的威胁和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他们甚至认为,这才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1916年10月25日《悉尼邮报》就发出号召:“我们正在欧洲战场捍卫白澳主义,只要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人,就将誓死保卫它!”休斯也坚信,如果同意将种族平等条款写入国联宪章,澳大利亚的堤防上就将出现第一道裂口。在与日本代表团举行的会议中,休斯表示:“别的总理或许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但我只能按照我的职责要求来行事。”说完,他就拂袖而走。他甚至表示,如果种族平等条款被接受,他就将一丝不挂地跳入塞纳河或走进巴黎的大剧院,他告诫英国代表团,那将意味着澳大利亚退出和会、退出国联。
  
  尽管日本与澳洲在利益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在瓜分德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方面,很快达成一致,但却在这种族平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在澳大利亚的牛仔总理大发牛脾气的时候,日本人也放出狠话,种族平等问题对于日本至关重要,“如果最终不能得到列强承认,日本将坚决退出国联”。
  
  一边是东亚盟友日本,一边是同胞兄弟澳洲,大英帝国痛苦地发现自己处境十分尴尬。其实,尽管此时英国也开始对日本的不断扩张感觉不安,但在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依然希望全力保持在东方的同盟关系。巴黎和会上,英国是列强中对日本最为友善的,与会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不断解释,当英国在1917年几乎走入绝境时,正是日本海军的及时出手,才扛住了德国的潜艇战。而且,如果没有日本海军的护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队根本无法安全抵达欧洲战场。如此“恩情”,英国人必须报答,既然不能牺牲亲兄弟澳大利亚的利益,那就只好在其他地方找补:帮助日本谋取在中国的特权,就是最佳的补偿。
  
  中美抗日
  
  日本人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方面在种族平等议案“失败”后,竭力表露出强烈的悲情,另一方面全力攫取德国在华特权。日本人本就实行的是连环计,如果种族平等议案与谋取山东特权两个目标都能实现,则属上上策;而一旦不顺利,种族平等提案就将承担起掩护谋取山东特权的任务。和会召开前,日本内阁发布的《对媾和大使的训令案》中,就明确要求将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作为重中之重,其他则是次要问题,可以灵活处理。
  
  但摆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一道难关:争取美国的支持。经过世界大战,美国的势力迅速崛起,大有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一哥的态势。而美国也是继俄国之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对手,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美国高举“门户开放”的旗帜,成为中国抵抗日本的最坚强后盾。在这种直接的国家利益冲突背景下,美国奉行的种族主义(排华或排日),在日本激起的愤怒远超过其在中国引起的反感。当日本对德宣战后,不少士兵还以为是去攻打美国呢。
  
  在巴黎和会上,美国自始至终成为日本最大的障碍。和会召开后的第九天(1919年1月27日),“十人会”(五大国会议)闭门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预备将山东问题混杂在其中,与其他对德要求一揽子提出,暗度陈仓。美国得悉这一情报后,立即秘密通知中国代表团准备抗辩,甚至细致到了建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称病回避,以便留出回旋的余地。会议开始后,美国便坚持涉及山东问题的内容,必须同时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中国代表顾维钧得以在会议上发言,全面反驳日本的要求。日本原拟将山东问题作为日德的双边问题淡化处理,被美国这么一“搅和”,就成了日德中三边、乃至国际性的问题,中国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发言权。
  
  透明化给日本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在与中国的一次次辩论中,日本不得不一再向国际社会声明:完全尊重和认可中国对于胶东半岛的主权,日本所谋求的,仅仅是继承战前德国在该地区所享有的经济特权,这就彻底排除了日本对于该地区主权的公开觊觎。
  
  中日之间的争论焦点,随后便集中在胶东半岛主权究竟是应当直接交还中国还是由日本转手后间接交还。日本的理由是,胶东半岛是日军与英军合力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日本为此牺牲巨大,而且,该地区已经实质上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因此,必须先作为战利品,在法律意义上实现日本的占领,然后再根据中日有关条约交还中国。日本人认为,根据1915年的中日条约(即“二十一条”)及随后的一些补充条约,中国已经承诺日本可以获得德国在该地区的一系列特权,中日之间就胶东半岛交还中国的事宜,早已达成了共识。
  
  中国代表团首先对日本和英国为“解放”胶东半岛的牺牲,表示感谢,但认为,中国也是协约国的一员,根据国际法,从中国对德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中德间的一切协议自动废止,所以,所谓德国在胶东的特权已经荡然无存,胶东半岛也不应列入德国应交出的“战利品”范围,而应由其原主人自动收回。至于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协议,中国认为那是在日本武力压迫下所签订的,不是中国自由意志的表达。
  
  在这场争斗中,美国一直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4月16日,“十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中国未能参加。会上美国与日本再度发生冲突,美国提出,山东毫无疑问应当归还中国,但应由和会暂管。日本对此强烈抗议,坚持认为应先归日本,再根据中日协议由日本转交中国。美国代表质问日本:和会的目的就是要拟订对德和约,一切问题都必须集体解决,怎么可以一国独占?
  
  至此,日本在和会上的两大任务都出现了死结。而日本如果不能说服美国,它将不可能在山东问题上得到国际认可。日本手头唯一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就是种族平等议案。
  
  美国屈服
  
  日本的种族平等议案,矛头针对的本是美国和加拿大,但由于澳大利亚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令美国人大松一口气:让英国老大哥去左右为难吧,自己可以躲在一旁坐收渔利。但随着日-澳、日-中矛盾的日益激烈,美国发现,在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上,恐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否则美国竭力推动的国联将难以建立。考虑到美国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必须优先保证种族平等议案不列入国联盟约。
  
  4月21日,种族平等议案被美国强行否决后的第十天,隐忍数日的日本人终于图穷匕首见,明确表示:山东问题是日本的底线,不达目标,则绝不签约,并且不参加国联。这其实也明确表示,日本愿意用种族平等议案来交换山东问题。
  
  英国在此时挺身而出,帮助日本对美国施加压力。根据陆征祥5月1日发给总统徐世昌的密电,英国表示,如果日本不加入国联,英国也将拒绝加入。而更令美国感到巨大压力的是,日本暗示,它可能会与宿敌俄、德另组一个国际组织。更令美国与中国吃惊的是,作为日本对德宣战的条件,英、法、俄、意、日五国曾订立秘密谅解,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于日本!
  
  美国仍然试图进行最后的劝说,苦口婆心地告诫日本人,如果坚持攫取在华特权,将彻底激怒中国,而给自己树立一个持久的仇敌,一个愤怒的中国也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日本当然不会听从,东京向代表团发出最后指令:如果日本得不到在华特权,就会令中国人群起蔑视日本,日本在东亚的所有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同时,日本人适时地向列强们抛出了橄榄枝:保证立即从胶东半岛撤出军队,并将胶东半岛的港口和铁路向列强们开放。
  
  此前一直作壁上观的法国,也开始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根据中国代表团的情报,法国政府明确要求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不可刊登对中国有利的内容,新闻检查员因此“枪毙”了多条新闻。
  
  国际政治是一种现实的利益游戏,面对日本的混合拳,美国几经权衡,最后发现,如果要顺利达成对德和约并建立国联,只能接受日本对胶东半岛的特权要求。威尔逊无力地解释:这是“从涉及中国的一系列混乱条约中所能得出的最满意的结果”。对此,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有着深刻的切身认知。5月6日,五四运动兴起后的第三天,也是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最高机构“三人会”提出书面抗议的第三天,陆征祥在发给北京的密电中分析道:
  
  “盖美总统尤注意于国际联盟会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种族问题,以为抵制,该问题美国大忌,英尤不能容纳,彼此磋商,日本遂让步而提邦国平等议案,英仍不能照允。日本于联盟会所提‘各联盟三个月内不得有军备’一节,原系议决通过之案,至第十五次会议又经英代表之动议,卒删去。英国固注意于日本体面,且尚有同盟及其他关系者,于自国利益既不能稍有牺牲,则他国问题当然可借以调剂。故日本不惜抛弃其上述两端之主张,以别项问题为交换,英即不能不于胶州问题维持日本,以向美总统力争。”
  
  陆征祥因此发出了他那著名的感叹:“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至此,历史清晰地展现了一条残酷的食物链:美、英等为了自身利益,支持或默许澳大利亚,强行否决了日本提出的、完全“政治正确”的种族平等提案;同时,为了换取日本对此的隐忍,不得不将胶东半岛作为补偿,中国最后别无选择地被放上了砧板。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地说,如果没有种族平等议案的“佯攻”,日本将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在山东问题上获胜,西方、尤其美国不会如此轻易地对日屈服。
  
  没有尾声
  
  当日本在巴黎宣扬种族平等议案时,牧野伸显曾指出:任何国家如果得不到公正平等的待遇,就会对国联的指导原则失去信心,这“对国联赖以稳固生存的和谐与合作的基础非常有害”。
  
  此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成功捍卫了白澳主义的澳大利亚,从此成为亚细亚的孤儿,不得不面对着它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敌意。在谈判桌上失败的日本,终于在数十年后,令澳大利亚国土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日本空军轰炸了澳洲北部重镇达尔文,而日本海军的潜艇甚至出现在悉尼的外海。在澳洲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不仅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也终于开始反省自己的种族孤立政策, “没有人口,就要灭亡”的口号终于成为主旋律,澳洲的大门从此逐渐打开。
  
  在澳洲袋鼠帮助下,成功阻击了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后,美国人却被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胜利而激怒。参与巴黎和会的美国国务卿兰辛,将此看作是“和会的诅咒和祸根”。美国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甚至当即辞职,抗议政府对日妥协。美国参议院展开了激烈论战,“某议员至谓与日本宣战亦所不惜,断不能因日本以不入国际联合会,一再要挟,遂将中国数百万之友邦人民,让于日本”(陆征祥7月18日电报)。不久,威尔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美国绝不承认“二十一条”。以山东问题为主,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中十项条款表示不满,最后表决拒签和约,美国也因此未能加入其一手促成的国联。
  
  而收获了山东的日本,也同时收获了一个愤怒的、不再屈服的中国,以及列强对其的警觉、孤立与敌意。自甲午战争以来便如胶似漆的日英关系宣告瓦解,盟友逐渐成为敌手。而本就紧张的日美关系继续冲向爆发的临界点,仇恨的珍珠不断生长,终于在珍珠港破蚌而出。
  
  砧板上的中国则从此对国际社会准则丧失了信赖与信心,不再有任何幻想,一条巨龙在愤怒的烈焰中挣扎而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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