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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农民能否适应现代的世界?

时间:2015-10-28 10:39来源:新浪历史 作者:点击:



  这篇文章绝大部分内容是在探讨传统农民在传统的或过渡的情境之中的政治活动。农民再度成为一种倒退的与相对被动的角色,虽然他们有效地拒绝做某些事证明,现代国家与经济体制可能对农民善于运用的推脱延迟的传统做法更为敏感。
  



法国十九世纪农民
 
本文摘自《非凡人物》,作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篇文章绝大部分内容是在探讨传统农民在传统的或过渡的情境之中的政治活动。在文章的最后,或许可以用三道关于农民在现代政治情势下的扼要命题作为总结。我略过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角色,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中国或许是例外),农民再度成为一种倒退的与相对被动的角色,虽然他们有效地拒绝做某些事证明,现代国家与经济体制可能对农民善于运用的推脱延迟的传统做法更为敏感。
  
  第一道命题是,在经济分化的某一点,“农民”作为一种政治的概念消失了,因为农村部门之间的冲突现在比所有农民一致对抗外来者之共同利益来得更为重要。有时候革命分子会期盼这种发展(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当它发生时——至少当它在革命之前发生时——却往往对革命分子不利。印第安共产主义者在其今日的农民工作中所遭遇的困境是,他们能够有效诉诸的是某些农村阶层,而非所有的农村阶层,而当诉求是针对某一个群体时,不自觉地对其他群体造成了反作用。然而,由于市镇与乡村的传统差异持续存在,而且从事农业的广大人口仍然共同拥有特殊的政治利益,例如,一种以高价和保证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国家政策,以及传统的制度及生活言行,这些因素延迟或是掩饰了农民的政治解体。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公社”可能事实上代表了一群富农或农村中产阶级的利益,而非所有农民成员的利益,他们在今日可能只构成当地居民中比例非常小的一群人。但是它将发挥作为一个公社之功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由其本身的成员所代表。虽然现代的政治和组织可能会让农民成为一个较以往更能够发挥作用的团体,不过农村的贫民或无土地者可能还是会对较他们富有的农民弟兄言听计从。只要这是真实的情况,“农民”的政治就很有可能是富裕农场主的政治。
  
  第二道命题是,民主的选举政治并未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发挥作用。和“工人阶级政党”不同的是,“农民党”并非阶级意识正常投射到政治领域之产物,而是一种历史的反常现象,因为它实际上仅局限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东部、东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即使是这些“农民党”也不一定和其他拥有大量的农民追随者的政党截然不同,差别不过是后者并未正式地以阶级为其诉求的基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法国两千八百三十六名属于激进派的乡镇长中,至少有两千六百名是农业耕种者。有些国家从未发展出特定的农民政党,甚至在有些国家,“正在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和该地区的政治行为没有全面的关联性”。因此,在一九五一年,法国五个农业活动所占比重最高的省份,将他们的大部分选票分别投给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与激进派的联盟、社会主义分子与激进派的联盟、戴高乐派与基督教民主党。尤有甚者,即使当某一政党获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他们的核心干部也很少是农民出身。意大利基督民主党(demochristian)的国会议员虽然在一九六三年获得百分之四十四的农民选票,不过他们绝大多数是非农民出身,他们的父执辈只有百分之四点五曾经务农——耐人寻味的是,父执辈曾经是工人的比例则几乎是上述数字的两倍(相较之下,在一九六三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共产党代表的父母是工人阶级,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曾经实际以体力劳动工人来展开他们的职业生涯)。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全国政治而论,除了当农民要求或禁止某种特定的政治措施的情况以外,他们往往被视为选举的铁票部队。当然,就地方政治而论,他们的地位要重要得多。然而,不论是农民所占选票的分量抑或是农村选民持续产生过多的代表,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第三道命题是马克思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看法。他认为,因为农民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阶级:
  
  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名义来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力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我们在此无须讨论,这种说法是否仅适用于农民,或者也可运用在其他没有办法将自身组织成一个阶级的阶级或阶层(例如中下阶级,就欧洲人所理解的字面意义)。可能也有人会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对中央政府明显的被动态度遮掩了侍从主义关系的复杂层级,这种侍从主义关系是基于心照不宣或公开的协议,从地方性一直延伸到国家权力之高峰。或许还有人认为,农民拒绝行动的这项举动本身事实上就拥有巨大的“否决权”(veto power),因而让此关系并未如乍看之下那般消极。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论点可能解释的比十九世纪中叶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的本质还多。波拿巴主义不一定会导致右翼的独裁政权,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德国纳粹党的兴起是最后一次真正的农民群众运动,至少在德国信仰新教的地区是如此。尽管如此,在今日农业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政治的父亲或母亲形象,或是庇护国的重要性,都值得以马克思的观察加以探究。
  
  然而,今日农民政治的根本事实是传统农民的式微,甚至是任何一种农民在相对数量上的日益减少。这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大多早已是明日黄花而非当前的关注所在。然而,因为世界上许多地区迁移到城市的大量人群是由来自传统的农民背景之男男女女所构成,他们将其旧世界的行动模式与思维带入新世界,所以历史仍然是一种能在当下发生作用的政治力量。不思及此,殆为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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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月辰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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