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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哲学家的政治理想

时间:2016-05-03 12:03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点击:

伏尔泰的著作和生平,使他不但获得法国第三等级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博得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拥护和推崇。他脍炙人口的戏剧、小说、诗篇、政论以及大量书信,为多才多艺、博大精深的启蒙泰斗塑造了一个极为丰满的历史形象。然而,构成他所建造的精神大厦基础的毕竟是他的哲学与政治。
 

最先引起伏尔泰对哲学浓厚兴趣的是法国哲学家彼埃尔•贝尔的著作。贝尔在《历史批评字典》等哲学著作中,用大量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并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类。这些深奥的哲学原理对于当时年仅十多岁的伏尔泰来说虽然如同天方夜谭,但是贝尔那种以哲学的怀疑原则,大胆向宗教狂想和宗教教义挑战的精神,却使伏尔泰在钦佩之余以身效法,逐渐形成了一种桀骜不驯、敢做敢言的性格。因此,当他面对专制政权迫害和各种反动势力围攻时,尽管曾多次被投进监狱,遭到通缉、追捕甚至放逐,但他依旧个性不改且斗志弥坚。作为哲学家与政治家的伏尔泰,其思想基础是在流亡英国的岁月里奠定的。

1726年8月,伏尔泰因贵族德•洛昂的诬告被法国当政者驱逐,他负辱来到英国,受到伦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一些政界的头面人物、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愿意结识他。在异国他乡受到的礼遇与他在法国的不公平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伏尔泰对法国封建专制的反动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对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生机勃勃的英国充满了赞赏。尤其使他感到兴奋的是,他在伦敦可以享受某些政治上与宗教上的自由,他可以与名流权贵分庭抗礼,或者与他们展开论争;也可以经常在德卢里巷的剧院里欣赏莎士比亚或德莱顿的艺术,而不必像在巴黎那样需要时时提防戒备。

旅居英国的三年使伏尔泰开阔了眼界,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学习牛顿的科学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坚定了反对天主教神学和宗教狂热,宣扬信仰自由,主张宗教宽容的立场。《哲学通信》(1734)便是他在英国的观感和心得的总结。

《哲学通信》(原名《英国通信》)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学和政治专著。1702年创作的牛顿肖像画,全书由二十五封信组成,详尽地讨论了英国的宗教信仰、政治机构、商业成就,也介绍了英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伏尔泰说“政府”是政治思想的核心的观念,泛指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他曾赞不绝口地说,英国“建立了一个举世惟一的政府”,“在今天的世界中可能是最完美的政府。”在他看来,英国政府的构成使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的利益协调一致,从而既保证了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又避免了混乱。他认为,这种协调关系建立和维持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英国制定了完善的宪法和法律,而这是自由和平等的根本保证,“所以英国人爱护法律,有如父亲爱护小孩”。伏尔泰认为,树立了法律的无上权威,就能克服专制政体专权、横暴的弊病从而取得共和政体的根本好处。他还认为,在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中,国王不是全国最高和最终的裁判者,他也要受法律约束,只能任“第一位长官”;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艘大船,国王并非船主,“他不过是一个舵手而已”。因此伏尔泰禁不住脱口称道:“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惟一国家。”

在英国,伏尔泰还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著作,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将他们那些深奥难懂的理论通过通俗化的解释,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法国读者,一方面自觉充当了洛克和牛顿的信徒,严格地遵循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承认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和经验,认为外在对象并不是由人的想象力造成的,而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其道理正如人在碰到火的时候会被烧痛,而在梦到火的时候却不会被烧痛一样。在此基础上,伏尔泰驳斥了唯心主义的怀疑论,还根据洛克的感觉论驳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学说中的某些缺陷。

伏尔泰特别赞赏英国人享有信仰自由。指出英国虽然是一个宗派林立的国度,有三十多个不同的教派,但它们都能和平共处,“可以沿着他所喜欢的道路进人天堂”,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供奉上帝”;在此基础上,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并强烈指控天主教会在法国煽动宗教狂热、进行宗教迫害的罪行。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但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在他看来,上帝犹如一位建筑师,在完成宇宙大厦的建筑之后,就不再过问这所大厦的使用;他还认为,上帝既非精神,也非物质,既不是有形的实体,也没有被感知的标志,因而是不可认识的。伏尔泰所承认的上帝与宗教信仰的对象是迥然不同的。后来,他在《哲学辞典》中解释上帝这个概念时说,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真正主要的原因,是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因为普遍相信有一个上帝并且相信上帝可以赏善罚恶,能够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或者避免陷于邪恶而不能自拔,做了坏事不受良心谴责。

如果说,《哲学通信》的写作巩固了伏尔泰反对封建秩序的革命意识,有力地促进了他在哲学、宗教和政治思想方面走向成熟的话,那么,当伏尔泰满怀热情地为《百科全书》编写《哲学辞典》时,他则将这些思想以概念的形式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

伏尔泰以“自然法权论”作为自己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并把它应用于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斗争中。他认为法律在概念上等同于“正义”,即只有真正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的。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约定的法律、人为的习惯和风尚”不断变化,尽管人类的历史充满迫害、抢劫、屠杀、欺骗等等不义行为,但“正义的观念”却一直绵延不绝,从未泯灭,因此,他深信一种“自然的法律”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从“正义原则”出发,伏尔泰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而平等就意味着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但是,伏尔泰所强调的平等只限于法律方面,而不包括财产方面,当他为《百科全书》撰写“平等”辞条时,是这样归结自己的平等观的: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们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服侍人的穷人阶级,否则社会生活便无法维持,“因此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显然伏尔泰对平等问题的概括,与他关于“正义”原则的论述是矛盾的。

关于“自由”,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这样写道: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在他看来,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侵犯,它只受法律支配。但是,伏尔泰对自由的认识,也像他关于平等问题的论述一样充满矛盾。他认为财产私有权是自由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一切自然法则中最根本的权利;然而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而是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他在《哲学辞典》的“财产”条目中这样写道:社会需要“这样一种人,在他的身上除了一双手和一片善良的心愿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将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们用这个自由来代替财产。”这清楚地表明,尽管伏尔泰把自由当做最崇高的观念,并且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起使它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中响亮的革命口号,他却在一开始便不自觉地用资产阶级的私利把它玷污了。

伏尔泰一方面同法国专制政府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欧洲几个专制君主抱有幻想,希望用自己的理论和声望吸引、打动他们,促使他们实行开明政治,进行社会改良。他不但期待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实行改革,而且也对比腓特烈二世更为专横残暴的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寄予希望。为了劝说俄国这位假仁假义的女皇接受革命新思想,伏尔泰不惜曲意逢迎,使沙皇轻易地利用伏尔泰的名字来装点专制王朝的黑暗统治。

进行改革的努力处处碰壁,终于使伏尔泰这位心地善良的启蒙巨人渐渐觉醒,随着启蒙运动的深人,他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晚年的他充满了对革命的渴望。他说:“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法兰西人凡事都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来了。

伏尔泰去世十年后,法国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尽管他曾为自己不能亲眼看见它的到来而遗憾过,但他的思想对启迪人民心智,激发他们对自由权利的向往起过很大作用。1791年,伏尔泰的遗骸被运回巴黎时,人们在他的柩车上写下几个醒目的大字:“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这是对九泉之下的伏尔泰最大的慰藉。







文章来源:《西方17—18世纪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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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wendy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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