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宪议会内部，各种鲜明的派别正在形成。虽无正式政党，但是革命已经创造了一对实用的速记术语——“左派”和“右派”。这种称谓是根据当时更激进的代表常常聚集于议长的左侧而得名的，而议长的职责则是主持议会的辩论。

在吵闹的议会外面，许多近来建立的俱乐部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它因其集会地点而得名。雅各宾俱乐部在前圣詹姆斯修道院集会，这个修道院以前隐居着多明我会修道士。尽管雅各宾俱乐部的观点激进，但其成员总体上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能够支付高额会费。他们之中包括来自阿腊斯省的议员——著名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衣着整洁，外表冷漠，并以廉洁著称。雅各宾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均认为自己是拯救法国的理想主义精英，并且是值得信赖的。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情感，于是数以千计的雅各宾俱乐部在各省涌现。由于它们在总体上都归属于巴黎的中心俱乐部，所以不久雅各宾俱乐部就像其他政治组织一样，成为新生革命国家中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新闻界的过分渲染推动了不断的政治骚动。1777年巴黎才出现第一份日报。但仅在1789年，随着革命中书报审查制度的废除，巴黎就创办了350多种新刊物。两年以后，巴黎发行的出版物达600种左右。在极左翼方面，让·保尔·马拉和雅克·勒内·埃贝尔分别创办了《人民之友》报和《杜歇老爹》报。这两份报纸发表的文章经常使用激烈的、污秽的言词辱骂误定的革命之敌。同时，这两份报纸的漫画习惯性地将王室成员描绘成猪。而埃贝尔更过分，他甚至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与亲生儿子乱伦。总体而言，雅各宾派的报刊稍微温和一些，甚至国王在新闻界也有其捍卫者。

倘若没有这些争论，当进入18世纪90年代时，革命似乎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达到其主要目标。制宪议会以法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干劲进行立法运作。它重组国家行政机构，引进早期阶段的现代教育体系，并彻底整治司法系统。于是，在混乱的旧秩序下完全相异的各省被近似相同的83个郡所取代，每个郡包括几十个新的镇。镇是基层政府单位，每个镇由选举产生的镇议会统治，并且每个镇有一支国民自卫军小分队。在司法改革方面，废除了酷刑;并且建立了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制度。在这种审判制度下，等级分明的各级法院和上诉法院均由职位稳固的独立法官主持。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开始有序进行。首先扫除国内所有关税壁垒，同时废除极其不平等和效率低下的旧财政体制，而且对土地、个人财产和商业收入征收易于管理的新税，这就确保了每个公民按其支付能力纳税。

为了满足政府对现金的迫切需求，教会的庞大地产被没收充作指券的后备金。从理论上说，这种指券能把新近国有化的土地兑换成现款。作为一种应急货币，指券偿清了国债并且缓解了革命继承的财政危机。

就绝大部分而言，教会处之泰然地承受了它所遭受的损失。尤其是自从政府做出让步之后，就更是如此。政府同意为教士提供财政资助，并且接管了包括救济穷人在内的大多数慈善事业，而以前教会诡称把其土地的收益用于慈善事业。然而到下一个阶段，即1790年颁布《教士公民组织法》后爆发了一场骚动。《教士公民组织法》的细则规定，主教和教区神父由世俗委员会选举，并且只有那些同意宣誓效忠新宪法的教士方能继续主持宗教事务。而教皇对此立即还以颜色。他中止了所有接受新任命的教士的教籍。这一结果不仅在教会内部造成深刻的分裂，而且在法国大多数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地区，对这一法案的不满也达到了危险的水平。

1791年9月，人们期待已久的国家宪法最终颁布了，它总结了革命的成果。这一宪法深受新生美国的影响，它仔细阐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分权关系。每位法国公民被赋予充分的公民权。对大多数成年男子实行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这些成年男子选举的议会拥有充分的立法权，但国王保有行政权。国王被剥夺了永久否决权，但是像当时的英国一样，他被赋予任命大臣的权力。至此法国已经完成了君主专制政体到君主立宪制的转变。

这部宪法温和而充满理性，且大量吸收他国经验。它所描绘的蓝图正是1789年聚集于巴黎的中产阶级代表所设想的那种国家。然而，甚至在这部宪法被投票表决之前，法国君主立宪制的前景就遭到国王本人的致命一击。由于对自身安全日渐忧虑，1791年6月，国王一家在夜幕掩护下乔装打扮逃往边界。在距巴黎230公里的发棱镇，国王一家被认了出来并被带回巴黎。当国王一家穿过首都的大街时，充满敌意的人群沉默地注视着他们。此后路易十六形同杜伊勒里宫的一名囚徒;在国家元首和最高行政官无法协作的情况下，新宪法如何能够正常地运作还需拭目以待。

1791年10月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左翼多数派。来自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代表一度控制了这个派别。该派的领导人是布里索，他是一位餐馆老板的儿子，以前曾写过小册子。首先，尽管国王的地位异常，然而议会里几乎没有紧张局面。虽然议会中政治争议颇多，但是这个新的立法机关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极有才能人物的集合，把管理和维护革命的任务委以他们是可靠的。

但他们也将需要自己的天才。在法国境外滋生了许多不祥事态。奥(地利)属尼德兰各省在巴黎革命的鼓舞下，掀起了一次起义。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已经对其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其丈夫的处境感到惊恐。据说他正在策划一次武装反扑。加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号召其他欧洲君主帮助恢复法国的君主制。在逃亡的法国贵族中，有许多人是军官。革命政府得知这些逃亡贵族正在敦促外国采取行动。此时法国面临外部入侵的威胁，而那些留在国内的贵族又发动叛乱。对此内外交困的局势，立法议会中的许多人感到畏惧。由法国先发制人采取进攻看来是最好的防御。而其他人，包括布里索也认为一场对外战争将有助于革命后国家的统一。诚然，法国军队此时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三分之二的旧军官已经逃亡。但是革命的思想必将席卷全欧。正如布里索大胆宣称的那样：“自由之图景似美杜莎(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之头，它将吓坏敌人的军队。”

布里索开始自主行事。尽管罗伯斯庇尔大声疾呼强烈反对战争，但1792年3月以布里索为首的吉伦特派组阁。4月，经劝说国王发布了正式声明，于是革命军队及时开进了奥属尼德兰。

这次出兵的结果完全是一场灾难。法国军队训练欠佳且准备不足。在战场上，法军见敌即慌，望风而逃。在战争的重负下，法国经济濒临崩溃;同时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这使人们极其不满。1792年夏，布伦瑞克公爵率领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侵入法国。布伦瑞克公爵是一位老练的谨慎将军。他极其慎重地向前缓缓推进。但即便如此，似乎也无人能够阻止他的前进。

1792年夏，革命遭遇到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议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几千名地方国民自卫军士兵涌入巴黎。在巴黎，他们与无套裤汉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一支政府无法控制的民众武装。布伦瑞克公爵发表声明，他威胁说如果革命政府对法国王室造成任何伤害，那么他将予以可怕的报复。于是巴黎陷入恐慌状态。

来自更好战地区的激进派从市政当局手中强行接管了首都。一群全副武装的民众袭击了杜伊勒里宫。国王的瑞士卫兵不时被打死，路易十六全家被迫去议会寻求避难。在议会上他们彻夜聆听了关于中止君主制的戏剧性辩论。这是罢黜国王的第一个决定性举措。现在政权转入吉伦特派控制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手中，然而新任司法部长则是乔治·雅克·丹东。丹东是一位巴黎律师，自革命初期阶段他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左翼活动家。他身材魁梧，并耽于声色口腹之乐，喜爱美女佳肴;同时他又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演说家，但他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癖好即用词污秽。因此丹东与冷静的罗伯斯庇尔形成鲜明的对照。罗伯斯庇尔对街头战士具有他人无以匹敌的影响力，但目前他选择隐居幕后。

与此同时，普奥联军继续向前推进。在巴黎，由于恐惧的蔓延从而导致了恐怖主义的产生。叛徒或据信为叛徒的人比比皆是，大批非法抓捕的嫌疑犯充塞监狱。无套裤汉中滥用私刑的暴民们不满足于其敌人仅遭监禁，于是他们冲入监狱，屠杀了1000多名囚犯。而且在各省也发生了更多的狱中屠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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