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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四)

时间:2017-07-10 08:54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刘大平 王朝晖点击:


1793年3月,当旺代省的战斗开始时,甄别叛徒的革命法庭成立了。4月,政府权力开始转入新成立的公安委员会手中。最初在丹东领导下的公安委员会迅速发展为一种集体专政。这一专政冷酷地决定向国内外一切革命之敌开战。

然而即使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国民公会的各派系仍囿于争夺控制权的斗争。由于军事失利和经济恶化,吉伦特派受到指责,不久就垮台了。而巴黎无套裤汉发动暴乱和起义支持雅各宾派,于是6月初雅各宾派逮捕了布里索及其支持者。随后雅各宾派继续实行清洗改革。到1793年7月,丹东及其支持者在公安委员会中失势,而他们曾经被认为属于雅各宾派主流的左翼力量。现在由罗伯斯庇尔总体领导的国民公会极端派别操纵了公安委员会。

作为一个争取战争胜利的机构,公安委员会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至少在受革命影响的地区,应征入伍者增加了。8月,大批新兵以空前的规模涌入军队,使法军达到65万人。像以前一样,许多人来自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充满了激情。虽然这些战士最初组织涣散,供给不足,但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入侵法国的小股职业军队。

外国军队和支持他们的法国逃亡贵族逐一被赶出国境。马赛和里昂落入革命军队手中。虽然保皇党人把土伦港献给入侵的英军,但在1793年12月革命军队收复了土伦港。官方快报的读者们注意到,共和派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陌生的炮兵军官——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他是雅各宾派的坚定支持者。

与此同时,革命法庭正在加班工作。1793年9月通过嫌疑犯法令后,国家监狱中挤满了“反革命分子”。当所谓的恐怖进入其毁灭性阶段时,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军事失利的共和派将军们、贵族和返乡的流亡者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在走上断头台的人中,有些人如悲剧人物一样死去。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93年10月被处死,此前她以极大的尊严忍受了对其诋毁性的审判。而其他某些人的死则仅仅是令人怜悯。已至中年的杜·巴里夫人是路易十五以前的情妇。她又踢又叫,被人拖上断头台。然而,贵族只是恐怖统治的一小部分牺牲品。虽档案未能一直保存完好,但据记载,3.5万名死者中约85%的人可能是平民。

而那些亲手缔造革命的人成为这场革命十分引人注目的牺牲品。吉伦特派的代表不久即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后尘登上断头台。那些帮助罗伯斯庇尔夺权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也被视做危险的反革命分子。1794年3月他们也走上了断头台。在一周之内,丹东及其同伙也紧随其后。“把我的头颅向世人展示,”丹东告诉刽子手,“他们不会每天都见到像我这样的头颅。”

国民公会向各省派出其十分信任的代表,其中有些人携带小型移动式断头台前往。1793年12月,旺代省的叛乱失败,共和派随即实施了可怕的报复。在旺代省的整个农村地区出现几十起集体枪杀和斩首事件。在南特,约2000多人被有组织地溺杀。

与此同时,恐怖统治的核心人物罗伯斯庇尔把其大部分时间用于组织一个特别的场面——“最高主宰”节。这是反教权主义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反基督教的势力在革命中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画家雅克·路易·戴维负责柱子和舞台的设计,杜伊勒里宫被改造为一个巨大的古典圆形剧场。1794年6月的某日,罗伯斯庇尔按照仪式亲手点燃了代表幸福之敌的巨型纸制墓碑,此时庆典达到高潮。从灰烬中升起一位着装不多的女演员,她扮作智慧之神,向庆典的参加者们走来,并欢迎他们效忠于自然之主宰。

在此节庆之时,看起来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感谢“最高主宰”。革命军队已从反法联盟手中重新夺回比利时,显然法国已度过其最危险的时期。然而此时恐怖统治却比以往都要残忍,而巴黎尤其严重。在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下,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这一新法律责成几乎已不存在公正的革命法庭只在死刑与宣判无罪间作出选择。于是,1794年的6月和7月,在巴黎处死了1376个人民之敌,其总数多于前一年之总和。

从此时起,一种对断头台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罗伯斯庇尔及其集团不再能指望下层民众的支持。人人自危,而所有幸存的国民公会代表和公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最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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