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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帝国(九)

时间:2017-07-10 09:02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郑守疆 韦̳点击:


旧式的欧洲均势制衡并不是维也纳和会各方追求的唯一目标。法国的惊人崛起只是阶级和民族革命的结果,拿破仑只是出色地利用了这些力量,却未创造这些力量。维也纳总协议中的大部分条款都是围绕着防范革命复兴的宗旨而制订的,欧洲列强依然在竭力维护封建君主政体的正统地位。

然而对于某些变革,他们又不愿抛弃。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在招致其他国家嫉妒的同时,也引起了欧洲各国的竞相效仿。在战争期间,大多数欧洲列强力图照搬拿破仑的高度集中有效的管理体制。1815年后,经过改善的新式官僚政治和财政管理得到了保留。每当新体制与旧封建贵族制度、贵族特权发生冲突时,封建特权总是遭到抛弃。事实上,旧秩序已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现代化改造。

这还仅仅是拿破仑遗产的一小部分。他在1800年颁布的民法典,不但仍旧是法国司法体系的基础,而且在尼德兰、比利时、意大利,在法国大军踏过的所有西欧国家中,都得到了继承。其中德意两国从拿破仑那里获得了双重教益,作为解放者,拿破仑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了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去;作为继起的暴君,拿破仑又为那些反对他的人们提供了富国强兵的经验范例。无论其思想还是经验,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法国,拿破仑成了人们衡量其不肖的后继者的标准。路易十八不光彩地逃离法国的事实,永远不会被人遗忘,他只在承诺的宪法范围内行动,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要恢复古老法国的君主制。1830年,他为了宣泄不满,悍然解散议会,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结果激起了革命。查理的军队正忙于征服阿尔及利亚,起义者迅速占领了巴黎,使他仓皇出逃。然而,反叛者的政治目标极其有限,他们将查理的表兄弟、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扶植为完全承认宪法的君主,便退身了事了。

即使这样有限的法国革命,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动荡。1830年,革命风波遍及欧洲的广大地区。在布鲁塞尔,反抗荷兰支配权的斗争导致了独立的比利时的建立,而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也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承认;在意大利,奥地利军队残酷镇压了波洛尼亚起义;当沙皇调集军队用以对付潜在的法国威胁时,波兰爆发了起义运动,经过六个月的战斗,波兰变得满目疮痍,重新落入俄国军事专制的牢笼;在英国,动荡因素被1832年的立法改革巧妙地化解了,中产阶级得到新制度的保护,迅速壮大起来,在法权的实施中分得了好处。

在其他地区,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懑在暗暗酝酿着,至少在几年之内,梅特涅用来重建欧洲的武力是强大无敌的,但是那是些逆历史而动的力量:维也纳协议既不能调节、也无从控制业已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抵制这种变化罢了,那从来就不是拿破仑的作风。尽管许多人仍然认为梅特涅之流提出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相信他们的人却是在逐年减少。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炮声渐渐沉寂后,接踵而至的则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反法战争,维也纳和会的召开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的正式终结。由列强所操纵的维也纳和会所界定的欧洲格局,在众多领域中,都被认为是时代的倒退。虽然法国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赢得了宪法,然而,复辟的波旁王朝仍然悠然地坐在王位上,拿破仑庞大的、短命的帝国的剩余部分,则在俄、普、奥三强的瓜分下丧失殆尽,在这些地区曾一度激励革命的抗争思想,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军队以及秘密警察的联合绞杀下偃旗息鼓了。

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整个“复辟的欧洲”感觉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虽然拿破仑已经被彻底击败且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法国革命的理念依然存在。在法国,民众不再为贪污腐化的官员以及宪法规定的有限选举权而感到着迷。在其他地区,欧洲封建专制政体的臣民们都在竭力谋求颁行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的宪法。

同时,民族主义情结也在欧洲大陆迅速增长。19世纪最初十年范围内组建的“关税同盟”——德意志邦联的自由贸易同盟,就是在穿越普鲁士和德意志诸邦运送货物的过程中,为了减少花费以及繁琐手续而制定的改革性关税政策。关税同盟的组建为所有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可能。奥地利帝国内部,在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亚得里亚海岸的克罗地亚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之间,民族主义情结都空前高涨,匈牙利人甚至公开向帝国政府提出自治的请求。一向热情似火的意大利人也在作家朱泽培·马志尼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统一而奔走呼号。

除此之外,欧洲也正在经历着一场令警察和军队都束手无策的激烈变革:工业革命。至19世纪中叶,英国仍然是唯一的2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的国家,然而,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德国也都沿着同样的烟尘之路飞速行进着。新兴的城市工人阶层正处于形成阶段,他们在工厂和车间的艰辛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则无权分享。

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及其营养不良的“礼遇”,促使他们对独立的政治意识进行了积极探索,城市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性的胸怀不满情绪的团体,而且最为严重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怎样组织自己。社会主义者的观念正处于形成阶段,1848年1月,29岁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富有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了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反对压榨。

1845年以来的一系列不祥事件同样折磨着乡村和城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层出不穷,尤其是1846、1847两年土豆歉收之后,显得更为严重。1846年2月19日,奥地利统治下的加利西亚的农民奋起反抗当地的贵族,在整整一夜的大屠杀中就有大约1000人丧命;三天之后,克拉克夫自由市宣布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奥地利军队在平叛方面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时间,不久,克拉克夫并入奥地利。然而到1847年,欧洲和平又重新被打破,瑞士持续一个月的内战最终以激进主义分子的胜利而告终。随着1848年渐渐临近,对大多数人来说,复辟的欧洲正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1848年注定将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端倪初露在西西里,1月份,起义者成功地将腐败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国王赶下台去,并在巴勒摩建立了临时政府。两西西里王国(由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组成)被认为是远离欧洲王室的主流,王室经常被认为是怯懦无能的代名词。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起义在欧洲革命的火药桶——法国爆发了。

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提起来近似于荒唐:国王路易·菲利普禁止原定由巴黎记者和记者参加的抨击政府政策的酒会。大街上充满了失业、饥饿的人群,人们无法生存,只好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胸中的忧怨。然而,回答他们的是士兵所发射的枪林弹雨,游行活动于是立即演变成暴乱。在两天之内,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到2月底,“国家工厂”设立了,以减轻政府因失业而感到的压力,当时路易·菲利普已经逃往伦敦,于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告成立了。与此同时,正规军被安置在郊外,巴黎市内的公共秩序则委托国民卫队管理。

法国革命的消息点燃了遍及欧洲的革命烈火。德意志的小侯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告遵从宪法。革命通常是通过“无流血”的和平手段进行的。在柏林,当愚蠢的镇压企图失败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从首都撤出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同意召开由国民代表大会召集的男子普选。同时他宣布:对于一个统一的德国的设想,他是举双手赞成的。5月份,德意志各邦的代表云集法兰克福,投票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维也纳,奥皇斐迪南命令军队撤离城市,同意召集国民大会,为他所痛恨的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见势不妙立即逃亡到伦敦去了。在帝国的其他区域,革命的风暴也以同样的方式席卷了当地的封建残余势力:米兰人将由83岁的陆军元帅约瑟夫·拉德茨基率领的帝国军队逐出了城市;起义的烈火在帕尔马熊熊地燃烧着;威尼斯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在普列斯堡的匈牙利议会开始通过了自己的法案;从布拉格来的请愿团要求波西米亚人自治;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强烈要求民族自治,这种情结同样也存在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瓦伦西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

意大利的政治形势也因撒丁—皮德蒙特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阿尔伯特颁布了王国宪法,由于考虑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他被认为是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的支持者。3月24日,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宣战,并派兵进入伦巴底,支持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米兰人。他的军队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在三四月间,到处都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国民代表大会和临时政府发布公告,提倡人人平等,法国革命的信念又重新在欧洲大陆高高飘扬。激动异常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一封写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信中说到:“环顾四周,只有英国和俄国依然屹立在欧洲!”

然而,新世界所受到的阻力依然在悄悄增长。很自然,从这场革命风暴乍起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它是如何收场的过程,我们的目光转向法国。3月中旬开始的大规模灾难性金融危机,使大多数临时政府的支持者都陷入了恐慌之中:4月份进行的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使大多数温和的产业所有者掌握了权力,他们立刻为进一步改革设置了障碍。5月初,社会主义分子就已经被排除在“五人委员会”之外了。缺少革命情绪的政府,面对情绪激昂的下层劳动人民,恐惧感与日俱增,随着国家工厂的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加强。正如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利克谢·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社会被分隔成两个部分:一无所有的人在嫉妒的驱使下团结起来,应有尽有的人则因共同的恐惧而聚在一处。”

事情不久就达到了高潮。6月21日,执行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悍然取缔了国家工厂。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工人们以街垒战和直接武装起义的形式作出了回应。路易·菲利普当时早已逃离巴黎,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派出了由卡芬雅克将军率领的正规军,一系列大屠杀过后,至少有3000人死于非命。

在法国所涉及的范围内,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了。正如1789年时的情形,二月起义的革命者最终分化成对立的有产者和无产者阶层,他们之间的早期联盟演化成彼此间激烈的冲突,最终不得已只能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而军队的操纵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有产阶级的手中。

对于那些为法国革命所激励的国家来说,形势几乎是一致的。竭力淡化宪法条文的资产阶级及理智的改革者,对社会主义者和最新觉醒的共产主义者的恐惧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君主专制的恐惧程度。并且,以前的统治者大都仍然掌握着军队:虽然军队撤出了柏林、维也纳和米兰,然而他们时刻准备着,一有时机便大显身手。虽然普鲁士军队撤出了柏林,但他们并不是呆呆地愣在那里,无所事事。5月中旬,几支普鲁士军队进犯丹麦。尽管国内爆发了革命,且直接威胁到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统治,但他竟置此不顾,依然醉心于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王朝战争。另外的几支普鲁士军队则在帮助当地贵族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大显其武功。与群众同情革命的态度南辕北辙:国民代表大会敦促普鲁士军队效忠宪法时,遭到了粗暴的拒绝。10月份,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国王弗里德里希接受高级军官的建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冲突中伤亡人数很小,然而普鲁士革命的火种却熄灭了。

奥地利帝国的形势依然严峻。6月份,老谋深算的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拉茨将刚刚萌芽的布拉格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年迈的拉德茨基又向皮德蒙特人发起了攻击。撒丁—皮德蒙特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宣布王国与伦巴底、威尼斯合并,然而,这一轻率的举动很快地被奥地利以大举进攻的手段剿灭了,奥地利重新控制了米兰。10月,温迪施格拉茨炮击维也纳,革命遭到镇压。

斐迪南脆弱的神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2月他将皇位传给弗朗兹·约瑟夫。在新皇帝高压政策的护卫下,奥地利终于得以苟延残喘,平安度过革命的浪潮。

自然,帝国的军事机器体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匈牙利爆发了全面起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匈牙利人已经组织了10万人的强大军队,第二年,奥国政府在沙皇的协助下才得以将匈牙利起义野蛮地镇压下去。由于缺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在未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于1849年6月宣布解散。1848年11月,正当他处的革命烈火都在缓缓熄灭时,教皇却被民族主义者逐出罗马,三个月后,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然而共和国的命运却是短暂的,7月份,在同样是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刺刀的保护下,教皇返回了梵蒂冈。法国军队完全执行了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政策,因为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需要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意大利最后的革命火花在威尼斯绽开,在奥地利军队五个星期的包围中,最终于8月份完全熄灭了。

1848年欧洲革命的风暴急急而来又匆匆而去,欧洲的旧体制依然存续。在已经颁布宪法的国家,革命者妥协退让了,激进的革命纲领没有人再提起。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影响了整个19世纪后半叶。革命者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真总结,统治者也清醒地意识到: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政府要比没有真正支持率的政府强大得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迎合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宪法就成了欧洲的范例。然而欧洲旧的封建秩序,依然顽强地向世人证明它们要比对手所想象的更具耐力。直到历经了70多个风雨春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扫荡之后,它才完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即便如此,旧秩序的幽灵以及封建君主制的怀旧情结依然飘荡在欧洲上空,久久不愿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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