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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戏

时间:2015-12-08 09:10来源:网络文章 作者:网络点击: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毫无疑问,外戚与宦官代表着王室,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东汉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重用的都是自己人。区别仅仅在于,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党羽,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且以顺帝朝为例,以张婴为首领,聚众万余人,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体群体“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不久,就拜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

 

  再说杜乔等七位使者相继离开京城洛阳,络绎赶赴指定州郡。惟独张纲卸下使者专车的轮子,埋在京城都亭之侧。有人询问其故,他愤然说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他看来,地方贪腐的总根子全在朝廷,现在让八使按察地方,不过是去逮几只狐狸而已,而豺狼却仍在朝中当政,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把戏。拒绝出使后,张纲退而上奏道:“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倚仗外戚的身份,占据要害的职位,贪婪敛财,骄纵无法,重用谄谀,陷害忠良。实为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应加。我条陈他十五款无君的罪状,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张纲的奏书及其埋车都亭的快举,让整个京师为之震动。顺帝尽管明白张纲的耿直之心,也深知其所奏都是事实,但在“豺狼当路”的情势下,“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对张纲冒死上奏“终不忍用”。

  梁冀却恨之入骨,派张纲出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去对付徐、扬之间历时十余年的张婴“寇乱”。他的如意算盘是,张纲即便不为所杀,也可以找碴算计。张纲赴任,直抵营垒,只带十余亲随,约见对方。张婴见其诚意,出营赴会。张纲说:“前后那些郡守恣意贪暴,致使你们怀愤集聚,他们确实有罪;但你们这样闹事也不对。现在主上派我来,不想加以刑罚,而要给予安抚。当然,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大兵将至。两者利害,还望三思。”张婴表示,自己所以起事,不过是游鱼偷生釜底,因无法上达朝廷,现在情愿归服。张纲解散起事群众,亲自为他们解决居宅与田地问题。史称“人情悦服,南州晏然”,南方州郡终归稳定。朝廷对张纲“论功当封”,却遭到梁冀的阻挠。在广陵一年,张纲病故,扶老携幼前来吊唁的老百姓不可胜计,都说:“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与其五百旧部为张纲成服行丧,千里迢迢将灵柩从广陵扶送回洛阳,一说送回其老家犍为(今四川彭山东),还为他背土垒坟。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对张纲的反腐与为政做出了最高的评价。

  张纲拒绝出使,其他使者巡察结果究竟如何?对郭遵、冯羡、栾巴、周栩与刘班等五人的出使,现存各家《后汉书》未见片言只语,显然无可称述。《后汉书·周举传》虽有记载,却仅12字:“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表述笼统空泛,其成效恐怕也不宜高估。唯有杜乔巡察兖州,成效最堪称道。据《后汉书·杜乔传》,他表彰太山太守李固为政“天下第一”(桓帝初年,李固与杜乔终因反对梁冀,惨遭杀害,暴尸洛阳城北,此是后话),还举报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氾宫、济北相崔瑗等贪赃达“千万以上”。梁让是梁冀的叔父,氾宫、崔瑗也都为梁冀“所善”,由于梁冀这头豺狼当路,连逮住的那几只狐狸,也依然逍遥法外。《资治通鉴》说,“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即以杜乔举发者为例,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作为大将军之叔,梁让受到奥援自不在话下;氾宫不仅受到庇护,桓帝初,梁冀竟让杜乔荐他出任尚书,杜乔以其“臧罪明著”,严辞拒绝;崔瑗虽已赴廷尉受审,却“上书自讼,得理出”,也来个无罪释放。

  总之,汉顺帝朝八使出巡的大举措,充其量只是干打雷不见雨的反腐过场戏,从而印证了张纲的说法:“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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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兔子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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