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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画——三国两晋南北朝文人画

时间:2016-03-07 09:24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点击: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多年,战争、分裂、民族大融合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与汉朝相比,社会结构和思想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哲学思想的变化。作为官方的儒家思想在汉朝时占统治地位,而这时却是玄学风靡一时。玄学是由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形成的新型哲学,给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美学观念带来一系列变革。玄学的核心是以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为主体,以“无”为本,以“有”为末,文艺上体现出来的影响就是追求“弦外之音”,获取“言外之意”,这也是后来文人所追求的“意境”的先声。在美学上、文学上出现“言—意”,在绘画上出现“形—神”的对偶范畴。在审美主体上强调“自娱”和“畅神”,在人物品藻中强调“风骨”和“气韵”。绘画中借用“气韵”来指作品中蕴涵的活力。第二,庄园经济和隐逸之风结合,促使山水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山水画、山水诗的产生。隐逸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已是源远流长,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风气。江南士族地主在开发山泽及隐居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美的独特魅力,山水诗和山水画应运而生。

顾恺之(348—409),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汉族,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366年当上大司马参军,392年出任殷仲堪参军,殷是晋陵太守。在史书中记载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这里的才绝是指他的文化修养颇高,聪颖博学,文章词采精妙,如遗留至今的《风赋》《观涛赋》等,自认《筝赋》可与嵇康的《琴赋》媲美。他的书法虽未流传后世,但据史传记载,在当时,他常和一些大书法家讨论书法,废寝忘食。364年,顾恺之在建康(今南京)“瓦棺寺”画佛像轰动一时,如果不是在佛经中了解大居士维摩诘,就无法表现得那样传神。顾恺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儒、道、佛三家文化的综合者。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现存两件,其中唐人摹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名军官抢走的,后卖给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在我国北京博物馆保存,是宋人摹本。《女史箴》原是西晋文学家张华写的一篇文章,箴是一种劝诫式的文体。在这件作品中,顾恺之以长卷的形式展示出九个不同的故事情节。“班婕妤佳话”画的是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故事。一次,汉成帝要出游,想带上班婕妤一同出行,班婕妤却说:“我听说历来明君出游都由大臣伴随左右,只有末代之君才携带妻妾共游。”成帝听后很惭愧,放弃了携妃出游的计划,这里表达的是用妇德正夫的思想。“修容饰性”的场景是几个妇女照镜梳妆,旁边写文章里的句子:“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这是告诫世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修饰自己的容貌,而在于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这对我们当今社会更具有教育意义。《女史箴图》绘出了文章中劝诫妇女的内容,文学和绘画完全匹配,由此也表现出了文人人物画的教育功能。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古代文人画家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在不断完善自己人格境界的同时又要推己及人,具有很强的社会内涵。顾恺之《洛神赋图》也是文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它是根据汉魏文学家曹植的著名文章《洛神赋》所画。文章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述了曹植在由京师返回封地的途中渡洛河时与洛水女神相遇相恋,却终因人神不同而分离的故事。画卷从曹植在洛水边等候洛神、见到洛神开始,与洛神相会、与洛神相游,最后与洛神分离等各种场景连续出现,汇集成一幅绮丽多姿的连环图画。有人神相会的镜头,有神仙相聚的场景,又有各种神兽和幻化的境界,以连绵不断的山水为背景展开,用不断游走的视线绘出了富有诗意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也证实了文人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诗境和画境统一的道路,此作品也是现存文学和绘画结合最早的艺术作品。画中有很多神人和神兽,充满了浓厚的道家气息,极具浪漫色彩。顾恺之还是一位文人画理论家,其著作被保存下来的有《画论》等,他提出“以形写神”,强调“传神”和“悟对通神”,还提出“迁想妙得”等绘画思想,对后来的文人画家影响极大。

陶渊明,于东晋365年出生,南朝刘宋时期去世。东晋伟大的田园诗人,对文人画家对山水意境的追求有重要的影响。陶渊明从29岁到41岁的13年时间里,曾四次出学“仕”(学做官),最后一次当彭泽县令,只有八十多天。他因厌弃官场,不合世风,决心归隐。他在《饮酒二十首》诗中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居住于人群集结之地,而感觉不到车马的喧嚣杂闹,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心远”,只有“心”远离尘俗,才不会被杂尘所染。陶渊明从仕途上隐退后,回归自然的状态,不被世物所累,所以他的诗是真正隐逸思想的再现,是真正的恬淡、纯净的田园诗。陶渊明弃官隐居,是“身”“心”皆稳。诗中的辞藻没有丝毫的浮华,质朴的词汇折射出诗人不慕流俗的超然境界。他的田园诗对后世的田园诗和文人山水画所追求的“平淡天真”和“象外之境”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虽然顾恺之和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不同,但他们的艺术成就都给后世文人绘画带来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文人画的理论建设也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文人画理论家和理论著作。如刘宋朝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和南齐谢赫的《画品》。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生活在南朝的刘宋时代。他本人绝意仕途,是个地道的隐士,特别喜爱山水。他是一位玄学家,又崇信佛教,与当时高僧慧远交往密切。著有《明佛论》一书,明确表示孔、老、如来虽然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从实践达到至善却是殊途同心。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要体验圣人之道,画家首先要澄清自己的心怀,达到“畅神”的目的。

王微(415—453),字景玄,东晋望族王氏的一支,家世显赫。父亲死后,他辞官归隐,思想兼儒、道,与颜延之、陶渊明声气相通。《叙画》中,他认为山水画不能作为标注山川、河流、城镇、区域的地形图,而应画出画家的内心世界与宇宙自然之间的恰合神机。

谢赫,是南朝齐梁间的画家,所著《画品》是我国第一部有理论体系的绘画评论专著。《画品》提出“六法”:一、气韵生动,即绘画所蕴涵的生命力;二、骨法用笔,是指笔迹应有的力度;三、应物象形,是指根据客观事物来塑造形象;四、随形赋彩,是随着物象的类别赋色;五、经营位置,是指营造画面即构图;六、传移摹写,是指临摹学习。谢赫认为气韵生动是艺品问题,是灵魂,故放在首位,而其他五项均属艺技问题,直到现在,也是我国检验中国画的核心标准。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文人画的形成期,文人画不仅在艺术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可贵的是他们建构的艺术理论框架为后世文人所遵循的核心范畴,尤其是顾恺之的“传神”、宗炳的“畅神”、王微的“神明”、谢赫的“气韵”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文人画的精神标准。这一时期是我国文化艺术极其重要的时期,文人画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它的实践和理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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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馨笛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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