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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真实原型原来是他!

时间:2016-03-30 09:51来源:铁血社区 作者: 点击:

半个世纪前,一部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并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它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以及多个版本的同名连环画,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们亲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志士为革命而牺牲的壮烈场面,因此,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根据《聊城党史大事记》的记载,《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其实就是阳谷人韩子栋。

 

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真实原型原来是他!

“疯老头”原型韩子栋1975年在贵阳花溪留影。

参加革命:打入“蓝衣社”后不幸被叛徒出卖

韩子栋于1909年出生在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曾用名韩之栋、韩国桢。他早年读书,1928年到淄博鲁大公司(现淄博煤矿的前身)做工。在淄博矿区,他目睹了工人所受到的压迫,于是与周曰坡一起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压迫、提高待遇、反对克扣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工人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逃往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店员,那里是他最初投身革命并坚定了革命信仰的地方。事实上,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其核心成员有吴成方、肖明、周怡等)。

 

据韩子栋长女韩秀融、女婿周鸿介绍,春秋书店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下除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而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父亲在春秋书店工作约3年时间”。

对此事,韩子栋也曾有记述。他越狱回到解放区后,于1948年1月23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送交的材料(已被收入贵州省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内部出版的《在军统秘密监狱十四年》一书)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中国大学读书,兼管春秋书店。我在春秋书店经常翻印‘左倾’读物,如《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世界史纲》等。”

确如其所述,在这期间,韩子栋用微薄的薪水交学费,就读于李达等同志任教的中国大学经济系。

1933年1月,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秋天受中共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

潜伏于特务组织中,可谓危机四伏,随时有暴露身份的可能。1934年11月,韩子栋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那一年,韩子栋才26岁。

从此,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备受折磨:受刑时牙齿被打掉却始终没松口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重庆白公馆等11所监狱(其中3所是公开的监狱,8所是秘密集中营),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

 

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真实原型原来是他!

 

重庆白公馆监狱外景。

在受刑时,韩子栋连牙齿也被打掉了,但他毫不动摇,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被派去做杂役。

到1947年8月18日逃出魔窟,韩子栋已39岁。在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他靠着执著的信仰,在深牢大狱中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在南京秘密监狱,犯人吃的饭是红大米,里面拌了谷子、稗子、沙子、石头、头发等杂物。韩子栋在他的回忆录中用戏谑的口气写道:“饭到口里,牙齿打的是游击战,尽量躲过石头、沙子找寻米,但是我的牙齿始终没训练好,往往碰到硬东西,‘咯嘣’一下子,大小总要吃点亏。”所以,时间一长,牙齿脱落不少的他,只能吃软性食物。

平时,除了理发外,韩子栋不能走出监房半步,每天过的都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阴暗潮湿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足,让他患上了皮肤病、风湿病、慢性盲肠炎等多种疾病。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阳朗坝,韩子栋被安排进一间“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里面共住17个人。看守的特务还以犯人身体弱、易伤风为借口,把窗户用纸糊得密不透风,监房成了“闷罐头”、黑屋子。

除了空气、光线不足外,每个监房的水也限量供应:一天两担水。犯人们饮用、洗脸、刷碗、洗衣服、洗澡、涮马桶,全靠这两担水,“有喝的没洗的,有洗的没喝的”。水,在犯人们眼里成了宝贝。

比生理折磨更让犯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在息烽集中营,犯人们没有放风的权利,不准和外界通消息,不准家属探监,韩子栋觉得这里“是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

在公开的监狱里,犯人可以被允许看书;但在息烽秘密集中营,别说普通的书籍,就是连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总裁言论”都不能看。韩子栋在回忆录中写道:“牢房里没有书,没有字,一天到晚,像肉焖在锅里似的。那种寂寞,能使人病,能使人疯,也能使人死。许多年纪不大、身强力壮的同志,没有几年就被这样窒息而死了。”

 

特务们的暴行在心理上如何解释,或许韩子栋的这段回忆能给出答案。在湖南省益阳县王家堡秘密集中营时,韩子栋严词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引诱自首后,一个高级特务对他说:“你要死,没有这么好的事!死只是五分钟的痛苦,叫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了,叫你活受罪。这是对付你们的办法,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也只有这个办法。”
 

患难之交:“小萝卜头”交给韩子栋的白布口袋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猫洞监狱里,韩子栋认识了“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小萝卜头”乳名森森,大名宋振中;父亲宋绮云,曾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兼高参;母亲徐林侠是江苏邳县第一任妇女委员。

猫洞监狱除囚禁共产党人外,还囚禁了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马寅初等著名人物,以及当年把炸弹放进袁世凯抽屉里的袁英等共数百人。

宋绮云和徐林侠被特务秘密逮捕时,“小萝卜头”还在襁褓中,是父母抱着他来到监狱的。牢里没尿布,徐林侠东拼西凑,才勉强缝补了两块。牢房里见不到阳光,昏暗、潮湿。尿布湿了,徐林侠就把它围在腰里,夜里垫在身下,用她的体温暖干。时间一长,她就得了风湿病。

 

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真实原型原来是他!

 

“小萝卜头”于1940年冬留影。

“小萝卜头”长年被关在监牢里,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而且监狱的伙食很差,这个可怜的孩子饿得面黄肌瘦。“他的手又薄又小,腿也只有一点点大,只有他的头发育得比较正常,和身子很不相称,显得特别大。人们都爱摸着他可爱的头,望着他那大大的黑亮的眼睛,叫他‘小萝卜头’。久了,就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了。”《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小萝卜头”一家三口虽然同时被关在息烽集中营,但他们被分开了:“小萝卜头”和他的妈妈,被关在山坡上的“义斋”女牢;宋绮云则和韩子栋被关在山下的“忠斋”男牢,他们在同一个牢房里。

有一天,韩子栋和其他囚犯正在牢房里锻炼身体,忽然听到一个小孩清脆的叫喊声,宋绮云“啊——”地惊叫了一声,随即冲到窗前。这时,韩子栋看到一个皮包骨、个子小、脑袋大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样子像刚蹒跚学步的婴儿。

“他的两条胳膊抵住牢墙,头垂在两臂中间,上身的衣服只搭到肚脐,裤子瘦小,紧紧箍着屁股。裸露着的脊背,忽起忽落,根根肋骨鼓起来像条隆起的山梁。”韩子栋在回忆录中写道,“小萝卜头”喘着粗气,艰难地仰起头来,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的爸爸。他的嘴巴嗫嚅着,刚喊出一声“爸爸”,眼泪就溢出来了,哽住了喉咙。这时一个看守匆匆跑来追他,“小萝卜头”就转过身撒腿跑了。而一直保持镇静的宋绮云,斑白的乱发颤动着,胡须哆嗦着,但没有吭声。全牢房的人满眼含泪,愤怒在心中沸腾。

这是韩子栋第一次见“小萝卜头”。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11408853_1.html/ ]

“小萝卜头”从小就坐牢,不知道监狱外另有天地。在他的心目中,监狱就是社会,就是国家。他的善恶,是用牢房划分的,牢房里的是好人,牢房外的是坏蛋。

后来,韩子栋成功越狱。越狱前,徐林侠怕他带东西不方便,就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让“小萝卜头”交给韩子栋,“看到针线缝里有血迹,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韩子栋越狱时把白布口袋带了出去,后来赠给重庆歌乐山美蒋罪行展览馆,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也是“小萝卜头”及其父母留给韩子栋的永远的纪念。

 

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真实原型原来是他!

 

韩子栋逃出重庆白公馆前,“小萝卜头”交给他的白布口袋上的字。

1949年,国民党在大溃败,最后撤离重庆时,在狱中进行了大屠杀。当年9月6日,特务用匕首将“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笠警卫室。为了掩盖罪行,特务将他们的尸体埋在屋内水池底下,打上三合土。

 

“小萝卜头”牺牲时,只有9岁,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

不过,韩子栋晚年每每忆及“小萝卜头”,总会称他为“老战友”。韩子栋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他年龄小,这不假,但他在监狱里关了8年。有8年狱史的人在白公馆里是为数不多的。更主要的,他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为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

逃离虎口:他是唯一成功越狱的革命志士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重庆渣滓洞,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等同志关在一起。罗世文组织成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并酝酿集体越狱。

要想越狱,前提是保持足够的体力。在牢房里走几步,活动一下四肢和身体,成为韩子栋等人唯一能做到的健身的方法。但是牢房里人挨人、人挤人,转动都困难,哪里还有走动的地方?强烈的求生愿望,使韩子栋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沿着“8”的路线列队行走的办法。这办法使小小的牢房变成了走不完的狭窄曲径,他们给它起了个催人奋发的名字——“室内旅行”,并把锻炼身体当做为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

让韩子栋等人没想到的是,1946年8月18日,集体越狱计划还未实施,却传来噩耗: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当日被押解出重庆渣滓洞后,从容就义于歌乐山,尸体立即被焚化。

 

此后,韩子栋、许晓轩、宋绮云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在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后认为,集体越狱越来越难,于是作出了“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

为了麻痹看守的特务,韩子栋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卖傻的“绝技”,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特务真以为韩子栋坐牢太久,疯了傻了,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并让他当伙夫,经常安排他跟特务出去买菜。

狱中地下党支部认为逃跑的有利时机到了,要求韩子栋抓住机会逃。韩子栋决定在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实施这一重大计划。

据韩子栋的回忆录描述,1947年8月18日下午1时许,在酷暑烈日下,他跟随看守卢北春上街买菜。在从嘉陵江畔返回的路上,巧遇卢北春的熟人胡维景,卢北春应邀去胡维景家打牌。打牌间隙,胡维景又应他人之邀出去赴宴,留下一位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

过了一段时间,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勤务兵”去买西瓜。“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知道,西瓜加冰不过几千元钱,剩下的是那人的外快,他当然乐意跑腿。

 

就这样,韩子栋机智地支走了“勤务兵”后,撒开大步迅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这件事在国民党保密局引起极大震动,特务头子恼羞成怒,派出大批特务带着警犬四处通缉、搜捕韩子栋,但一无所获。

韩子栋从重庆逃跑后,昼伏夜行,渡长江,钻深山,几经辗转,同年11月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由此成为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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