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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民国时期大上海那些真正鲜为人知的白富美们

时间:2014-12-15 10:22来源:知乎 作者:Pan Fan,tristacai点击:

​要扯到民国的“大家闺秀”和“交际花”,真就有那么点分不清了。但其实,大家闺秀感觉是柔风扶百合,而交际花则是艳阳照牡丹;大家闺秀让人想起梧桐细雨晚来风急,交际花则让人想起的是香车宝马酒朋诗侣。我心里标准的民国大家闺秀,是要有点不谙世事的纯真的,还得要有点娇滴滴的任性,再要加点不屑于世界变迁的骄傲,最后,还得有点因为娇生惯养而对自己十分看重和珍爱那股子劲儿,才行。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闺秀必然是出身名门教养良好,而交际花则未必了,在十里洋场上,长得美、放得开、有点儿情怀又能豁得出去的奇女子里,被称为交际花的,三六九等人物都有。

但是,常常的,大家闺秀和交际花是有交集的,就好比民国著名交际花“南唐北陆”唐瑛和陆小曼,又岂能说她俩不是鼎鼎有名的大家闺秀?所以这个“大家闺秀”范围也是大了去了。但若要说首先想到的数一数二的民国大家闺秀,我第一反应,便是永安郭氏家族的四小姐郭婉莹以及孔家大小姐孔令仪这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其实赵四小姐赵一荻也是我拒绝称之为交际花的一名标准白富美,但是,不知为何,她和我心里的大家闺秀,总是有点距离,可能是因为多了点儿刚烈就把那个“闺秀”的感觉给冲淡了。

1.孔令仪绝对是一个从3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传奇,这主要源于她的身世和她那对传奇而折腾的父母---孔祥熙和宋霭龄。

孔令仪是孔宋二人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她的姨妈宋美龄喜爱的侄女儿,她集娇宠于一生,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丁点苦头,幼年时期被父母捧在手心,到了少女时期又被爸爸的送到身世低自己不知道多少个档次的丈夫----陈继恩手里。就因为她钟意这个男人,孔祥熙为了让这穷男人配得上他,二话不说把他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还给派到美国去。这要是放在今天,意思就是,白富美嫁了凤凰男,凤凰男不用入赘不说,岳父大人还帮忙投资,可见孔令仪在家里被宝贝得是怎么样了。

孔令仪是在山西出生的,这位大家闺秀在山西的家光是花园就有12亩。要学英文,学法文,学钢琴,学骑马,学得会学不会那是其次的事,要紧的是,各种能想象到的大家闺秀得会的东西,都得学。她从小就随家人出国四处旅行,见多识广;家里出入皆人物,形形色色达官贵人她不知道见了多少;甚至她在南京读中学的时期,是直接住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公馆里的,到十二岁她就已经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做了小女伴,可以想象她的眼界是非常宽广的。

但是这位女士是个真正的奇葩。按理说这样一个世家出生又受尽熏陶的女人,总该有想法有追求有理想吧,孔令仪女士没有的。大约是因为人生中样样好的都伸手就能拥有,而且在抗战结束以后孔令仪就移居美国纽约,此后国内的种种大事均与她没什么关系,什么土改文革自然灾害,她一样都没见识过,从没有过任何磨难,这位孔大小姐是个一派天真的女人,吃好用好穿好享受人生就是她最重要的事情。出生豪门让她天然的就懂得,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下午茶、华服、昂贵的化妆品、洋派的新事物,才是她所关心的(据说孔令仪终生都保留着喝下午茶和穿旗袍这两样习惯)。她想要的就要伸手去拿。孔令仪的第二任丈夫空军上校武官黄雄盛在与她相识的时候,是有家室有子女的,她想尽办法出力出钱让他离了婚后又嫁给了他,大小姐的天真做派可见一斑。

在宋美龄去世之后,已经高龄的孔令仪做主把她生前居住过的房屋和使用过的一些器具拿出来拍卖,结果在国外的华人界以及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纷纷指责她不懂对传承、对珍贵历史的保护,然而,孔大小姐不屑一顾:那都是我们不要了的东西,我们要的早收起来了,你们有什么好心疼的?

看吧,这便是一生被呵护疼爱、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对世事的不屑。

2.反观永安百货郭家郭四小姐郭婉莹,则是个另一类型了。她是那种,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境地里面,都让人能尊称一声“四小姐”的女人。

因为郭婉莹英文名叫Daisy,所以也被人称为黛西小姐。黛西小姐是一个矛盾体。她是出生在悉尼的,一辈子都英文比法文好,法文比中文好,但是她却一辈子都没有读过任何洋派学校(连大学居然都是燕京大学),一辈子也都只穿中式衣服、梳中国发髻。与孔令仪一样,虽然黛西小姐也接受了高等教育,甚至由于在燕京大学读书,她比孔令仪更亲密的接触了“革命的火焰”,但是她对什么时政什么运动,一窍不通,也毫无半点兴趣。她热爱时尚,追求时髦,自己设计或改良衣服,学开汽车,学习骑马,学习打猎射击,她没有任何野心,做一切都是凭借兴趣。这种无野心的淡然,是自出生就享有的优渥生活所赋予的:她根本不稀罕这一切,因为她生来就拥有;她看轻这一切,因为这根本就是她血液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闺秀的真谛所在。这完全不同于那些处心积虑也要步步高升的女性,她们即便嫁给富豪也成不了这样的一个大家闺秀,后天的刻意改变,也给不了这种淡然。

黛西小姐的一生是坎坷到底的,与孔令仪平安顺遂的人生完全是两码事,《上海的金枝玉叶》里面几句话就总结了她起伏的人生:“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家庭。”但是她的淡然,让她面对各种批斗、扫厕所、被剃头、被游街,也都能昂着下巴;这种淡然让她尊重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并绝不因为外界的欺辱就看轻自己。这是她能坦然面对各种苦难,并且保持优雅的重点。

黛西小姐的全家,包括她的一儿一女都移民美国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留在了上海,一生她都坚持工作,并且以能够养活自己为荣,她做英文教师做英文秘书做翻译,等等等等,甚至还自己争取到了退休金……《上海的风花雪月》里面,作者陈丹燕去拜访她,发现她保持着良好的体态,保持着穿中式服装的爱好,保持着用刀叉吃下午茶的习惯(和孔令仪真像),甚至还是中文和上海话说一说就要忍不住冒出英文来。陈丹燕在书里写道:“在她和你说话的时候,说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她会扬起手来轻轻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爱娇。”我特别喜欢这段描写,一个到了迟暮之年,却依然优雅可爱、依然有着少女之心的老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真是让人忍不住喜欢她。

最最难能可贵的是,黛西小姐从来不把自己的任何苦难挂在嘴上,她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候,媒体希望她多讲讲自己在文革时期承受的苦难,她却绝口不提,因为“反复抱怨是非常不优雅的行为”,也不想让别人可怜自己,她认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是很美好的。“不抱怨”和“不炫耀”是两种非常非常珍贵的品质,实在是让人佩服之极。这样的女士,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家闺秀”。

3.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一九三九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

一九四八年秋,郑念夫妇回国。后来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下图右边就是我们郑大小姐)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一九八零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藉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文革结束,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着书、演讲,抵御老来的病痛、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 小编推荐:《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是郑念的自传,记述了她经历的文革。这个以间谍罪名坐六年半牢,又经受女儿被迫害致死打击的伟大女性,始终保持了自身的高贵与尊严。在身心将崩溃时,有人劝其直放悲声。她拒绝了:真不知该如何才能发出。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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